对话警匪勾结杀人案受害人家属徐丽荣

　　对话受害人家属徐丽荣>>

　　打官司不让女儿背骂名

　　“女儿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是受害人卞礼忠的妻子徐丽荣见到记者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6月1日晚9时多，记者走进福州某小区六楼徐丽荣的家，尽管这里多年前就没有了男主人，但房子依然整理得干干净净。或许是因为还陶醉在儿童节的欢乐中，5岁多的卞凌蕊很高兴地望着记者。看着记者拿着相机，天真的孩子很乖巧地听妈妈的话穿好了漂亮的衣服，让记者给她拍照，笑容也很灿烂。在看了数码相机里自己的照片后，她更加开心了。

　　比起孩子来，母亲的心情显然复杂得多。在孩子面前，她很注意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情绪。在打发孩子去睡觉后，她才在记者面前揭开了自己心中的伤疤。

　　用谎言为女儿营造温情

　　谈话从孩子开始。“孩子会经常问爸爸在哪呢？”

　　徐丽荣给记者描绘了一下她们母女之间的谈话情景。

　　每月初一、十五，母女俩都要给卞礼忠上香，当卞凌蕊端上供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爸爸，你要吃什么就告诉阿凌，给阿凌托梦啊。妈妈，妈妈，爸爸去哪了？”

　　“爸爸去美国了。”

　　“你别骗我了，那去美国为什么也不给阿凌打个电话。”

　　“爸爸那里穷，没有电话。”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爸爸？”

　　“当你长大的时候，长到18岁的时候。”

　　“那我要快点长大，最好明天就长大，明天18岁就能看到爸爸了！”

　　美好回忆下的暗自伤神

　　每次女儿说起爸爸，徐丽荣都会尽量微笑着，不让悲痛去影响自己心爱的女儿。而当夜阑人静的时候，身体的病痛和心理的阵痛让她无法安心入睡，这时，她会静静地点根烟，去回味和丈夫生前的美好。也正是因为丈夫的离去，她学会了抽烟。

　　回忆总是美好的：丈夫陪自己去云南和九寨沟旅游，自己怀孕时丈夫守候在床前；回忆又总是痛苦的：昔日形影不离的一对，如今形单影只。每当周末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看着女儿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别人三口之家，徐丽荣不得不提醒自己控制好情绪，她怕自己的忧伤让乖巧的女儿看到，更怕自己的眼泪让女儿跟着伤心。

　　“女儿长得很像老公。你不知道礼忠在的时候多么喜欢她。刚生下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还太小不能抱，他就硬要抱着，晚上回家即使喝醉了也要去抱抱她。因为女儿属蛇，他就天天叫她小龙女。男人嘛，34岁才有孩子难免不疼爱她。”说起女儿说起丈夫，徐丽荣脸上自然流露出一种梦幻般的柔情。

　　打官司不让女儿背骂名

　　丈夫的死，5年来的磨砺，让原本柔弱的她已经可以在外人面前强行压制住自己的伤心，坚强的表情时不时会很自然地出现在她脸上。

　　丈夫死的时候，她刚刚生下女儿7天，朋友们不敢告诉她，直到三天后她才知道出事了。“我自己当时就傻了，晕过去了。我婆婆也晕过去了。那时候便衣都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花了1500元给看尸体的工人才进去看到了尸体。当时尸体的照片是我丈夫的哥哥偷偷拍出来的。”徐丽荣说，后来因警察说卞礼忠是抢劫犯，卞父气得不吃不喝，4个月后便撒手人寰。卞父去世时对徐丽荣说：“不管怎样，官司一定要打。”

　　对于徐丽荣来说，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和丈夫只是拿了结婚证没有举行婚礼，本来打算坐完月子就去举行婚礼的，结果在婚礼前21天，丈夫突然就去了。自己也因为在坐月子时受到巨大打击，一直身体不好。“现在，我吃药是一筐一筐地吃。”

　　“有时候我也想自杀，但我死了女儿怎么办？她没有了父亲，我不能让她再没有母亲啊。所以我要讨回公道，主要也是为女儿，毕竟她以后的路还长，她不能永远背负骂名啊。所以我要求公安局在媒体公开道歉，原来在什么报纸电视发的，现在还要在什么报纸电视上跟我道歉。”徐丽荣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

　　要给女儿双倍的母爱

　　“你现在才31岁，不打算再找一个吗？”面对记者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徐丽荣的回答还是为了女儿，“我不会去改嫁的。我找不到卞礼忠那样对我好的人了。就算找到个对我好的，对我女儿不好怎么办？女儿是我一生的希望，我要担负起母亲的责任，我要给她比别人更多的母爱，因为没有父亲，所以我要给她双倍的母爱。”

　　记者告别前，去看了一下徐丽荣在家里为丈夫设置的灵堂，灵堂很干净，还有新烧的香灰。

　　对话受害人陈信滔>>

　　一位退伍军官的跌宕人生

　　生活犹如一个牌局，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张抓到的是什么牌。

　　在陈信滔看来，如果不是响应转业创业号召，当年35岁的少校军官或许快是将军了；如果转业时投奔政界而不是商界，或许如今也是福州的一个不小的官员了；如果投奔商界没人迫害，“起码也是个千万富翁了”。而现在，陈信滔称自己不过是个举债的普通人。

　　从戎马生涯到商旅传奇

　　17岁那年，陈信滔投笔从戎，成为守卫海岛的一位陆军战士，那是福建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海岛。

　　“那时我身体特棒。当兵时天天训练，当了官也天天带兵训练。”当年英武的青年军官照片如今还很显眼地摆放在陈家有些破旧的客厅里。

　　从一名优秀士兵到基层军官，再到福建省军区的少校参谋，一切都是如此美好。进入上世纪90年代，和平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旋律。1997年我军裁军50万，陈信滔响应号召，成为50万人之一。

　　脱下军装后，35岁的陈信滔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商界。靠着十几万元的安置费和在国外的哥哥姐姐们的支持，以及跟亲朋好友的借款，陈信滔的二手汽车市场在福州不声不响地开起来了。

　　4年的商海拼搏，到2000年时，陈信滔在福州商界开始小有名气，资产也有了好几百万元。

　　从百万富翁到一文不名

　　2001年2月20日晚，陈信滔一夜之间一文不名，他的所有财产被徐承平席卷一空。后来，法院认定这些财产共324.598万元。“有些因无有力证据没被确认，但我被抢去的财产价值实际上在500万元以上。” 陈信滔说。

　　因为当时开公司只有一半左右的资金是自己的，所以陈信滔现在还欠着债。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们家和你会是什么样子？”

　　陈信滔很自信地回答：“我应该是个事业有成、生活惬意的千万富翁了。因为那时候我生意做得很好，而且还打算投资其他行业。”对这个问题，陈信滔的妻子林琼回答得更为谨慎一些，“至少我们家的房子换了，我也不会这么操劳。”

　　从“罪犯”到告状专业户

　　在看守所的3年，39岁的陈信滔白了头发，如今还戴起了老花镜。但每次出庭时，不管身体怎么差，陈信滔都站着标准的军姿。

　　“我站在那一动不动，可以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6点，我要表现军人的尊严和对他们的抗争以及蔑视。”陈信滔从行动上表达着自己的坚强和执着。

　　而因为入狱，儿子不和他说话了。在儿子看来，父亲让自己抬不起头。在监狱时，妻子为给他讨个说法，不得不晚上上班，白天去奔波。从居住的仓山区到晋安区，每次都要花费半个多小时。出狱后，因为害怕，妻子要陈信滔不要再去告状了，但陈信滔决心坚持到底。

　　“出来后，我就成了告状专业户。每天写信，找人，去北京，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月。很多时候因为自己没给家庭带来幸福，我也很不安、内疚。”说起这些，陈信滔满脸无奈。

　　“当了18年兵，做了4年生意，坐了3年牢，告了2年状。”陈信滔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他还告诉记者，自己还要把官司打下去，要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财产和名誉。尽管目前他已经取得胜利，但艰难的理赔之路才刚刚开始。　本报特派记者 欧阳毅 发自福州

　　专家点评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监督

　　西北政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冯卫国认为，这起案件暴露了警察权力监督制度的缺陷。警察滥用权力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而对警察的监督在立法和制度上都不够完善，同时，这也大大损害了人民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提高警察的法律修养和业务素质。公安部门实行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制度，选拔人才必须把综合素养放在首位，不妨考虑让法律专业人才进入公安队伍；二是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监督，从严治警，这点最重要。警察往往处于强势地位，需要完善刑诉法，监督警察在侦查、采证和审讯过程中的合法性，可让律师和检察机关到场。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以形成对警察的监督机制；三是健全受害人保护制度，在举报、上访、申诉的过程中避免干扰。对这一点，西方一些国家制定了《受害人保护法》，保持受害人向有关部门信息反馈的及时畅通，避免了错案冤案的发生。　本报见习记者 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