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定远贪官陈兆丰狱中自白：送钱者70%是干部

　　-在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被老百姓称为“陈千万”

　　-没有谁天生是个腐败分子，陈兆丰亦然

　　□在定远的人缘关系，我可以自信地说是很好的

　　□然而我越这样做，就越有人来找我，因为你能给人家解决问题嘛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

　　□在给我送钱的人中，70%是干部，30%是包工头

　　□这种环境把领导干部包围起来，像个网一样把你网住了，叫你跳不出这个网，没有办法下决心，只有慢慢地陷入

　　背景：穷县出了“富书记”

　　前不久，安徽省高级法院就该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副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陈兆丰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一审判决认定，陈兆丰在担任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单独或者伙同其妻非法收受200余人所送的钱款达人民币283万余元、美元800元。此外，陈兆丰还对人民币545万元、美元6996元和港币16770元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在定远县，陈兆丰被老百姓私底下称为“陈千万”。定远县是安徽省沿淮地区的一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1990年，陈兆丰开始到这个贫困县当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2002年从该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去职，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前后仅10余年的时间，他就敛取了近千万的家财。

　　没有谁天生是个腐败分子，陈兆丰亦然。那么，这个穷县“富书记”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是什么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本人对这些问题又有着怎样的认识？日前，记者采访了已身处高墙铁窗之内的陈兆丰。也许他的自白，以及他与记者的对话，能让人们发现一个干部堕落的轨迹。

　　自白：意识不到自己在搞权钱交易

　　初到定远尚能严格要求自己

　　1982年我从滁州中学调到原滁县地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1988年春，地委选调一批中青年干部到基层锻炼，我被选调到定远县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起初亲戚朋友不赞成我去定远工作，他们说：“你好不容易在地委机关谋了一个职务，而且还是个科长，一直在这儿干，干到老还能当个副部长，而下去干撑死了不就是个县级吗？”但我不愿意在机关里让人生就这样消磨掉，所以还是决定去。

　　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和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想法来到定远，1990年我被选为副县长。那时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在金钱方面比较淡泊。我常跟家属讲，如果是一些农民、工人、困难户送一些农副产品来，拒绝不了，怎么办？就拿家里的烟酒跟他交换，比如他带两只小鸡，你给他四条香烟就可以了。这样我内心比较平衡。

　　在定远的人缘关系，我可以自信地说是很好的。当然反过来也证明，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人缘关系，谁逢年过节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当了领导别人都到你家去，所以，这又变成了坏事。

　　(“那时候有人给你送礼吗？”记者插话问道。)

　　当副县长、县长时也有，总的来讲不多。

　　有一次，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拿着我老师的一封信来找我，说她的丈夫因为冤假错案被下放到农村，至今没有平反，一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她要求给她和孩子的户口恢复为非农业户口。临走的时候，她丢下1800元钱，我坚持不要。没想到过了两天，她又找到我住的地方，丢下钱就走了。我想这个钱绝对不能要，因为我知道农民找人办事是多么的难哪！后来这个事我帮她解决了。

　　我知道他们找人办事，首先要在家里考虑好长时间，所以只要基层的人到我家来，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乡里的干部，我都坐下来耐心听他讲。讲完以后，我再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能解决我很快就给他办了。然而我越这样做，就越有人来找我，因为你能给人家解决问题嘛。

　　渐渐地开始讲究交换和实惠了

　　我做了县长尤其是县委书记后，在这方面放松了要求。为什么放松呢？是因为实惠呀、交换呀这些概念，自己思想上对其予以认同，总认为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是金钱腐蚀了我的灵魂。

　　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都讲究交换。交换这个词原来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交换这个词已经远远冲破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进入了政治领域、人事领域和思想领域，甚至成了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因素。现在的人又讲求实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嘴上说“老领导啊，感谢你呀”之类的话，你离开后，老领导可能不说，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会说你这个人尽耍嘴皮子，尽玩虚的，这样你搞了两次人家还理你吗？当然不理！那怎么办呢，只有一方面精神上表示感谢，另一方面物质上也得感谢感谢。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实惠这个词已经被我更加具体化了。我今天深受其害，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造成的，是我的党性锻炼不够，经不住金钱的腐蚀，做了金钱的俘虏。

　　送钱也有“潜规则”

　　在给我送钱的人中，70%是干部，30%是包工头。当然他们不会带着钱去找你办事，一般是事情办完了，趁过年过节到你家看看时以感谢的名义送点钱。我所收受的钱大部分都是事后人家送来的，就是帮人把事情办了，他到我家来表示感谢，等于是还你的礼。

　　我帮他们办的有些事情，是组织上应该给他办的，我也没跟他要钱，但是他心里过意不去，总觉得欠了我一笔账要还。可实际上谁让他感谢了？我从来没说过，也从来没作过什么暗示。有些人工作本来就很积极，表现也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我家送礼，或者到我家里看我。有些人是该提拔了，他一分钱不送照样要提拔，并不是他给了钱就提拔他了。所以他们说我搞权钱交易，我认为我没有这个想法。开始阶段主要是送农副产品，后来就都送红包了。我当县委书记时，送红包的就比较多了。一次送几万元的不多，都是小额多次送来的，因为那时我的权力比较集中了。

　　无论是事后感谢，还是事前感情投资，甚至送钱送礼以求得心理的平衡，这种环境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环境把领导干部包围起来，像个网一样把你网住了，叫你跳不出这个网，没有办法下决心，只有慢慢地陷入。我当时就感到了这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