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失败仇视社会锤杀妻子

　　家人眼中的他

　　婚姻失败仇视社会拐卖儿童锤杀妻子

　　据村长张松有介绍，大陂田村是个有30多户人家200多人口的自然村，村里人均土地不到一亩，地里的收成极其微薄。村里大半人口都外出务工，打工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小学文化。

　　据张友添的父母回忆，张友添20岁那年腊月，他在东莞打工带回20岁的湖南籍女青年谭×群，一起来的还有谭×群的弟弟和弟媳。“这个妹仔很漂亮，有文化、懂礼貌、又勤快，经常跟着我们下田里做农活。村里人都说我友添有福气。两人后来有了个女儿。”张友添的母亲说，谭×群是张友添在东莞打工认识的初恋情人，小两口感情很好。孩子出生之后，加上谭×群的弟弟和弟媳，张友添家里突然多了4个人，连同张友添家里7人共11人吃饭，无疑使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日子一长，张友添的弟弟妹妹难免和嫂子之间发生矛盾。1989年夏天，谭×群和张友添的妹妹发生过一次争吵之后，说要将孩子送到娘家去养，自己出去打工挣钱。于是，她带着孩子以及弟弟、弟媳离开了张家，从此杳若黄鹤。

　　由于田里收成不好，家庭生活只能勉强维持。1990年8月，张友添骑着自行车来到东源县增田镇一个村庄，将一名3岁的小男孩拐到

　　张松桂说，1996年9月3日，张友添被减刑2年提前释放回家，用自己在狱中学到的家电维修技术自食其力。第二年，经人介绍，张友添和龙川县佗城镇姑娘王玉兰结婚(后育有一男一女)。王玉兰比张友添大3岁，并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只是在清醒时能干点家务和农活，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发病状态，有时发病后漫无目的地游走不回家，张友添和家人经常请村民四处寻找。

　　张友添出狱后脾气比以前更坏。在河源市区一家冷气安装维修公司打工时，他都将王玉兰带到河源住。由于王玉兰患有精神病，同事都不愿意和其精神病妻子同桌吃饭，公司老板要求张友添把妻子带开。张友添感到被老板和同事歧视和冷落，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愤然辞工带着妻子回到了大陂田村。

　　据大陂田村村民透露，张友添回到老家，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拮据，有一段时间几乎全靠其妻子娘家接济过日子。2002年的一个夜晚，张友添与妻子吵架后走出家门。当晚，王玉兰扔下4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喝下一瓶乐果(农药)命赴黄泉。但张友添的父母说，王玉兰死前没有和张友添吵架。

　　2004年9月17日，张友添与40岁的河源市源城区居民邹水英结婚，并租住在源城区。邹水英是张友添的第三任妻子。在婚后不到5个月的2005年2月7日晚，张友添因家庭经济问题与邹水英发生争执，并用铁锤将邹水英杀死在家中，后埋尸逃离现场。

　　专家析案

　　有自知和责任能力不属赦罪对象

　　张友添没有提出上诉和作精神病

　　据法院相关人士介绍，张友添没有提出上诉和作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请求。

　　法学专家对此案怎么看?记者采访了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学会副会长邱鸿钟教授。邱教授说：张友添有自知能力和责任能力，不属于司法量刑考虑的对象。

　　邱鸿钟称，通常所说的精神病，是一种社会病。它有三大因素：生物因素(如疾病、中毒、脑伤等)；社会因素(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文化传播、个人遭遇等)；认识因素(即心理因素，个性，脾气等)。邱鸿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说，首先，从美国多拉德等学者关于犯罪心理学的挫折-侵犯假说来看，挫折与攻击行为高度相关。在张友添38年的生涯中可谓挫折连连。16岁时曾被50多岁的果场老板娘诱奸，而且遭到周围的人嘲笑，从此心中埋下了仇视女性的种子。第二次打击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带着孩子走后杳无音信，张友添觉得在家乡很没有面子，从此自暴自弃，不久就犯下了第一宗罪行并入狱6年。第三次打击是他第二任妻子喝农药自杀身亡，留下只有4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张友添在第二任妻子死后不到一年又因家庭矛盾杀死了第三任妻子，并连续杀害多位年轻女性。总之，张友添的变态人格是由无知、贫穷、自卑、几次婚姻失败的挫折等多种因素所建构的。张友添具有正常人的自知能力、辨别能力和责任能力，少年时代他能够帮助村民忙农活，助人为乐；打工回家后种了两年果树力图改变贫穷面貌；劳改出狱后，他能驾驶手扶拖拉机搞运输、能帮人家维修空调挣钱；为了吸引两名回乡打工妹乘他的车，用极低的车费作诱饵；为了逃避警方追缉和法律制裁，他不断变换作案

　　邱认为，像张友添这样的心理不健康或人格变态，并不等于没有自知能力，所以他不属于司法量刑考虑是否精神病患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