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银龙：证据链是应对证据冲突的法宝

　　本报特约记者 刘银龙/文 吴之如/图

　　大部分当事人知道“证据链”这一诉讼专用术语，但几乎所有当事人将“证据链”理解成了人证、书证、物证，鉴定结论等证据的组合，将“证据链”视为不同种类证据依次出击的“组合拳”。

　　其实，诉讼的博弈性，决定着诉讼的对抗性，而证据对抗的方向、形式、程度才最终决定着“证据链”的基本结构。

　　因此，“证据链”的作用是消灭对抗，固本清源，否则，证据再多，形式再全，链接再长，对胜诉也于事无补。

　　什么是证据对抗？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这句话的对与错姑且不提，但至少可以说明证据在打赢官司中的重要作用。有人又将这句话进行分解，如打医疗官司就是打“病历”，打

交通事故官司就是打“伤残等级”，打债务官司就是打“借条”，不一而足。毕竟，打官司不同于一般事务，诉讼有其独特的规则，其中对证据而言，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能被有效证明的事实等于不存在。”因此，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争议，也就是证据上的对抗，必然是针尖对麦芒式的。

　　那么，什么是证据对抗呢？

　　例如，在

离婚官司中，男方向法院提交了向第三人借款10万元的“借条”，女方则向法院提交了向第三人借款20万元的“借条”，这就叫证据对抗。男方想让法院判决女方承担5万元共同债务，而女方则想让法院判决男方承担10万元共同债务，依此相互抗衡。这是比较简单的证据对抗。再讲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在小型宴会上丢了一枚钻戒，有人提议搜身，结果在另一人上衣口袋里搜出了那枚钻戒，丢失钻戒的人于是说：“捉贼捉赃，原来你是个贼。”被搜出钻戒的人马上反驳：“栽赃陷害，原来你设个套要陷害我。”究竟是“捉贼”还是“栽赃”，电视剧里这种老套情节上演了无数次。证据对抗成了电视剧本俘虏观众的精彩悬念。

　　真实的官司，真实的证据对抗，远比以上例子要复杂，但是以上两个例子最后终究要有一个裁决。法官不会光凭两张“借条”确定共同债务数额，警察也不会光凭钻戒确定“捉贼”还是“栽赃”，法官和警察必须参考其他证据才能予以确定，其他证据与“借条”的组合，与“钻戒”的组合，就是我们所讲的证据链。由此可见，证据链是应对证据冲突的选择，当某一项证据无法证明事实的真实存在时，必然需要另一项(或几项)证据补充证明，才能使法官对事实的认识趋于清晰，让法官最终对事实能够得以确定，由此，这一证据的互相补充说明、相互印证，便可以称之为证据链。(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

　　从证据到证据链

　　证据链的形成来源于证据对抗的需求，决不是证据越多越好。因此，证据链的准备是否充分，与当事人对证据对抗的方向、形式、程度的预知是否到位有关。

　　传统上，证据对抗一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1.围绕“基本事实”展开的证据对抗：支持官司诉求的基本证据，具有直观性。如债务官司，原告(债权人)需提交被告(债务人)书写的借条或欠条，如没有书证，则需第三人予以证明的证人证言。打官司有攻有防，债务人会以“超出诉讼时效期限”为由予以对抗，债权人还必须提交“在二年诉讼时效期限内向债务人催要欠款”的证据。“借条”与“催款”这两份证据，就形成了支持债权人诉求的证据链。

　　2.围绕程序展开的证据对抗：程序性证据对抗的形式，纷繁复杂，一般的当事人往往准备不足。

　　3.围绕法律适用展开的证据对抗：法律冲突随处可见，因此，各方当事人都想争取适用“对己有利”的法律，证据对抗由此展开。如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作为受害人，赔偿数额却相差巨大。失去土地的城市郊区农民以何种身份获赔呢？受害人以农民集体组织已消亡，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已经设立，要求以城市居民身份获赔。受害人以“土地征收协议”、“街道居民委员会设立文件”组成了证据链。肇事者以受害人户口簿登记仍为“农业人口”为由，应以农民身份获赔，并以“户口登记簿”、“身份证”、“公安机关证明”构成证据链相抗衡。

　　证据链无非就是充分考虑以上三方面证据冲突，有针对性预先准备的证据，每一个方面有可能形成小的证据链，综合之后，就形成了大的证据链。如果几个官司相互牵连，就形成了证据链体系。

　　证据链，诉前准备最有效

　　民事官司、行政官司、刑事官司对证据链的要求基本相同。当事人“陷进”官司之后，按证据冲突的需求组织证据链，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证据链的组织与运用，如能与平时具体的民事行为联系在一起，让证据链明晰具体，就能最有效、最低成本、最和平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这就好比国与国之间的“威慑”战略：“我的军事实力摆在这儿，要打你也打不赢，何必呢？”和平与利益，只要有心准备，其实也很容易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