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我国行贿犯罪成本偏低

　　据了解，2007年8月上旬胡星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法院将对涉嫌行贿的12家单位及个人责任人进行审理。但在这些即将受到法律惩处的责任人当中，是否包含“行贿状元”陈族远，目前尚未清晰。

　　普遍处罚畸轻

　　在周正毅案中，周正毅共行贿100多万元。

　　1997年前后，为了筹措资金进行股票交易，周正毅多次向上海商品交易所总会计师、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部负责人黄锡熊行贿。2001年春节前夕，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助理王沪军应邀来到周正毅办公室，周正毅拿出一个纸袋交给王沪军，其中有40万元人民币现金。

　　有媒体报道称，周正毅认为刑罚太重。周的罪名中包括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虽然这在我国行贿处罚判例中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实际上，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根据研究对比，仍然觉得量刑太轻。

　　曾任兰州市长的张玉舜受贿案中，张玉舜在庭上的一句话备受争议，“领导干部全部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老板被判刑，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行贿人的行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了吗？”同期，备受瞩目的兰义案似乎回答了张玉舜的问题。绰号“兰精光”的兰义因向毕玉玺行贿142万元，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近年来的腐败大案，行贿向着隐蔽性、高数额发展。就像张玉舜所言，有些腐败案件中的行贿人依然逍遥法外。有专家点出其中的门道，行贿人一旦发现风吹草动，立刻报案自首或者在审查中积极配合，争取立功表现，予以减轻或减免处罚。

　　1997年修订的刑法，针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贿犯罪的特征和新的表现形式，对行贿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分别规定了个人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和向单位行贿罪。关于对行贿犯罪的立案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立案标准为：个人行贿1万元、单位行贿20万元。

　　但实际上，在许多案件中，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比法律规定的立案起点要高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却鲜有定罪。

　　行贿犯罪成本低

　　广东省广州市两级法院审理案件统计显示，2003年1月至10月，共受理贿赂案件136件，其中行贿案件仅28件，不到案件总数的零头；2006年上海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446件，行贿案仅47件；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贿赂案件9872件，其中行贿案件仅为1367件，占贿赂案件总数的13.8%。

　　从这样一组数据可以发现，查处行贿犯罪少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但有受贿就应该有行贿，那些“消失了的数据”去了哪里？

　　实际上，一直致力于廉政研究的任建明介绍说，目前的现状是：行贿非罪化、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有些人认为行贿者多是出于“被逼无奈”，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受害者”，应从法律和道德上皆给与“宽容”。但任建明用数据推翻了这个观点，据他的长期调查结论，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行贿”的回报是投入的1000%。

　　“这个高回报在经济活动中，是极具诱惑力的，这也催生出了更多机会主义的行贿者。”任建明说，按照经济理论分析，在一项交易中，获利者不是受贿官员，往往是行贿者拿到了收益的“大头”，纵然个案中行贿数额让人震惊，但实际上，行贿人背后的收益却更难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