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领衔美主流媒体与白宫交战

6月30日，切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指责《纽约时报》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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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切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指责《纽约时报》泄密。在美国，政坛丑闻一贯以“门”来命名。这是1972年“水门事件”留下的“文化遗产”。近年来，人们熟知的有“情报门”、“特工门”、“虐俘门”和“窃听门”。而此类丑闻的“掌门人”是《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6月23日，《纽约时报》再掀波澜，称美国秘密监控全球金融体系。面对越炒越热的“监控门”事件，美国总统、副总统、政府部长、国会议员，甚至部分媒体同行对《纽约时报》等媒体进行了猛烈抨击。连《华盛顿邮报》这种久经沙场的“老将”都表示

，《纽约时报》受到的围剿令人叹为观止。

　　重拳砸向《纽约时报》

　　6月23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几乎同时披露了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一直通过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资金交易情况。这一秘密项目由美国财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报局操作。

　　按理说，此类事件的曝光在美国已不新鲜，民众不会感到很刺激，政府也不会感到很突然，因为美国官员为这件事与《纽约时报》等媒体沟通了近两个月。照以往的模式，应该是总统先进行解释，强调这么做的必要性，然后是副总统和部长们通过电视访谈、演讲和书面撰文等方式为政府辩护，如果司法部门介入，则由职能部门去与之周旋。然而，这次却大不相同。美国总统布什愤然表示：“我们正在同一撮想要伤害美国的人作战，某些人泄露这一消息，一些报纸又加以登载”，《纽约时报》的行为“无疑是可耻的”；副总统切尼也直接点名说：“一些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因为坚持发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使得和恐怖分子作战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危害”，他“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斯诺反应最快，在23日当天，斯诺对媒体说：“你们的编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评估恐怖分子如何转移资金，说明你们傲慢得让人瞠目结舌，对这个计划和它的运作也有很深的误解。”

　　与美国高官纷纷说狠话不同，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了惩罚《纽约时报》的具体方案。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彼得·金致信司法部长冈萨雷斯，要求就这一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以准备对相关人员进行起诉；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议员海沃斯向议员们散发一封倡议信，要求大家提出议案，吊销《纽约时报》记者在国会采访的许可证；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议员同时提议吊销《纽约时报》记者在白宫采访的许可证；而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帕特·罗伯茨则要求国会修改相关法律，使之对媒体的惩罚更加严厉。

　　在以往的政坛丑闻中，政界与媒体的冲撞十分正常，但这次，美国媒体也分成了两大阵营，让人多少觉得有些混乱。坦帕电台的主播泰德·维博说，相关媒体犯了叛国罪，涉案记者应该“吃枪子儿”；双周刊《国民评论》则给《纽约时报》扣上了“惯犯”的帽子，并称其为“一个从不懊悔的惯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通过对多名反恐专家和官员的采访，指出《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行为“危害也许不在于泄密，而是使其他国家对与美国展开反恐合作感到害怕”，因为“美国媒体动不动就捅出去了”。

　　被批媒体猛烈反击

　　在美国政要和媒体同行的一片喊杀声中，《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并没有沉默。6月25日晚，《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在该报网站上发表公开信，表示他曾认真考虑政府希望他们不要刊发相关文章的请求，不过他认为恐怖分子的资助者早就知道国际金融系统被监控，报道将“点醒”恐怖分子的说法“不是真心话”。6月28日，《纽约时报》以《爱国主义与媒体》为题，再次与布什及共和党议员展开对攻。文中称：“报道与危害国家安全扯不上一点关系，这又不像透露军队部署地点，会直接威胁到军人的安全”，“恐怖分子不会傻到没想到这个监控系统的存在”。7月1日，凯勒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再次说明该报立场。当天早些时候，彼得·金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要求制裁《纽约时报》，他说：“《纽约时报》不能什么都要。他们一方面说透露这些没有危害，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另一方面又把文章发在头版说什么这是头号机密。”针对彼得·金的指责，凯勒针锋相对地说：“政府才是什么都想要。他们要宣传自己的胜利时，就向我们透露内幕；当我们发布他们不想看到的消息时，就拼命指责我们。”他承认对报纸受到的批评有“一点点吃惊”。他认为：“今年是选举年，打击我们合乎保守派的战略需要。不过，这也不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白宫可能真的很难堪。这届政府是尼克松政府以来秘密最多的……”

　　除了《纽约时报》，参与揭露“监控门”的《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都发表文章称，美国的秘密监控活动“缺乏国会监督”、“涉嫌侵犯公众隐私”，而且它们“并未看出揭露这个秘密会对国家安全和反恐战争有任何直接威胁”。在这几家美国媒体背后，还有不少媒体支持它们，认为该报道谈不上泄密，因为恐怖分子“早就料到会被监控”，“不会傻到等着美国媒体的提醒”。

　　美国政府与媒体爱恨交织

　　在美国，除了三权分立以外，大众传媒有“第四权”之称，它像把双刃剑，能助执政者一臂之力，也能使其深陷泥沼。有美国记者写道：“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互相合作，而不是把对方当作‘敌人’，他们都会有更多收获。” 由此可见，美国媒体与政府是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长时间表现为支持与合作，少数时候也会发生冲突和摩擦。二战中，《芝加哥论坛报》曾在文章中暗示美国已破译了日本通讯密码，结果日军马上更换了密码，给美国造成很大损失。此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引爆了白宫与新闻界最大的两次冲突。

　　二战结束后，左派思潮在美国兴起，在越战期间达到顶峰。越战中，美国媒体与军方发生了激烈碰撞，一方面，军方制造假消息，扣压重要信息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媒体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报道和对反战情绪的“挑动”使军方和政府非常恼火。1971年，美国司法部起诉《纽约时报》泄露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文件”，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禁令。《纽约时报》等媒体获得了极大胜利，但约翰逊总统却因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没过多久，1972年6月17日清晨，5个“小偷”摸进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后被捕。警方发现，其中一名窃贼身上的通讯簿中竟有白宫的电话号码，这成为《华盛顿邮报》调查“水门事件”的开端。“水门事件”成为美国媒体揭露政府弊端的典范，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8月8日引咎辞职，另有40名政府官员和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成员入狱。从那以后，很多美国记者都梦想自己能发现第二个“水门事件”，像伍德沃德、伯恩斯那样一鸣惊人，名利双收。然而，自越战以后，美国左派力量开始衰落，保守主义抬头，尤其是“9·11”事件后，传统理念、爱国主义、宗教信仰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旋律，这使得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自由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9·11”事件后，美国上下高度团结在了布什政府周围，爱国主义情绪在美国新闻圈中弥漫。虽然媒体上会出现对政府的质疑，但鲜有媒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政府的反恐路线或指责总统本人。任何试图突破这种爱国主义氛围的媒体，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犯罪的情绪当中，这使得美国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上处于两难困境。

　　《华盛顿邮报》总编曾说过：“9·11”之后，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民间舆论趋向保守，这给媒体坚持自由主义的报道理念带来很多困难，“尤其在国际事务报道中，在美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如果媒体的报道与政府基调不一，很容易招致政府不满和公众的不理解。”分析人士指出，现在美国媒体很难搞出“水门事件”那样的调查性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操作手段和公关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社会趋向保守。虽然近两年媒体对安然事件和虐俘等丑闻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但这两件事远不能与当年“水门事件”报道的深度和影响力相比。不仅如此，弥漫于美国政府与整个社会的保守主义思想与依然坚持自由主义报道理念的媒体之间的冲突经常爆发。例如，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军严重亵渎《古兰经》的丑闻。5月16日，《新闻周刊》发表声明称此前的报道“有误”。2005年12月，《纽约时报》独家披露布什授权国家安全局窃听美国境内“可疑人士”的国际电话、监控其电子邮件，在美国政坛掀起“窃听门”风波，《纽约时报》因“危害国家安全”受到起诉。今年5月，《今日美国》称国家安全局监听美国国内电话，之后承认“部分失实”。现在，又出现了政府炮轰《纽约时报》的事件。

　　在这次“监控门”事件中，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些学者认为，“旨在保守敏感信息的政府与有揭秘传统的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无法避免的”。不管媒体的呼声有多高，由于“9·11”事件已经改变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在美国目前整体趋于保守的环境下，这场“监控门”事件恐怕难以像“水门事件”那样，以媒体的完胜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