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野：卧底记者的传奇人生

　　他被人称为“打虎”记者，也是中国惟一一位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的政法记者。他以笔为剑，揭开了许多惊人黑幕，为此六次走上法庭，多次遭人追杀，四次死里逃生。

　　他来自湖北大冶的贫困乡村，做过农民、下过矿井、做过砖瓦厂工人、拉过板车，服过四年的兵役，退伍后在南方做过保镖和保安，之后做了11年的政法记者。

　　他曾任《南方都市报》等多家中央、省级报纸的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机动记者部主任等职。

　　他已在国内百多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4000余篇400多万字，作品曾被国内外多家报刊和网站转载，其卧底历险的传奇经历曾被《知音》、《家庭》、《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文摘报》等多家畅销报刊及各大网站介绍过。北京电视台"荧屏连着我和你"著名主持人田歌、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著名主持人曾子墨、东方卫视"东方夜谈"刘仪伟、湖北卫视"往事"主持人司马南及安徽卫视"记者档案"、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等数十家电视名牌栏目都对他做过专访。

　　他著有长篇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及《流浪京都：我在北京做记者》，长篇纪实《天理难容：中国首宗记者自诉案始末》、《审判医院》、《中国戒毒有高招》和《拯救父亲：中国癌症现状调查实录》等。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特地著文称赞他：“人民需要这样明铮铮的利剑，时代需要这样明铮铮的利剑。”

　　他就是以卧底采访而在世界声名远播的流浪记者石野。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

　　记者：您的经历非常坎坷，您为什么能这么一直走过来？

　　石野：其实是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从小读书的时候，我就梦想自己长大后做一个作家或者是记者。我出生在湖北大冶的一个贫困的乡村里。高二的时候，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作为长子，我不得不离开学校，过早的走入社会。在湖北、武汉的一些建筑工地做泥工，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很正常，得到的报酬才四、五块钱。可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之梦。后来，我在矿井下做过矿工。然后，又到外面流浪打工。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让那个梦想愈发强烈。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进入了海军陆战队。在部队的时候，我读了大量的书。我相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后来，无论生活如何辛苦，如何颠沛流离，我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我总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是能在文字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人。

　　记者：那您为什么又选择做一名记者而不是作家？

　　石野：记者和作家这两个梦想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既可以提升自己，同时又可以深刻的体验生活，还可以锻炼自己的文字能力。这种情况下，我想做新闻记者。

　　记者：凭您当时的条件，要去做记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

　　石野：是的，当时要实现做新闻记者这个愿望，对我来说非常难。我从没有进过大学校门，没有文凭。众所周知，你到报刊社做记者，一般要本科学历，而且是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我什么文凭都没有，但我相信自己是有写作才能的。如果我真的不爱读书不爱写作，真的是一个不着边际只是编织肥皂泡般梦想的人，那么我也许早就放弃记者作家梦了。

　　记者：您是如何让报社认可您的？

　　石野：以我的实力。当时好多人说，你没有文凭，恐怕做不了记者。我当时不服气，非常自信，我说，我在部队发表过很多文章，我有强健的体魄，我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有军人的素质和体力。我没有文凭，一样可以做记者。在我的努力之下，我在几家小报做了实习记者。1997年，我来到了《南方都市报》，真正从事记者这个职业。我是《南方都市报》当时唯一一个没有文凭的政法记者。

　　记者：您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流浪记者呢？

　　石野：1994年的夏天退伍之后，我来到广州，兜里只有83元钱。在广东媒体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住房，也没有什么职称，只有拿出好稿，完成规定的头条和见报稿任务，才能拿到工资与奖金。五年后转战北京时，我几乎还是身无分文。自打自己做了记者之后，便再也没在家里过过一次春节，因为回家坐火车也得花很多钱。我现在经常还要为生计问题而担忧，因为打官司我还负上了10多万元的债务。干了11年的记者了，至今为止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也没有获得任何职称，我只不过是他乡之客，就像我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流浪记者，一个没有鲜花和光环的流浪记者。我只不过是一个流浪他乡的自由记者。

　　为正义和饭碗而战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一直做政法记者？

　　石野：一种责任感。做新闻，不是搞猎奇，要带着责任感去写。新闻最重要的是给社会一种启示，如何才能使类似的事情或悲剧不再发生。把事实真相披露出来，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比如说矿难，难道只有在矿难发生后才去想应对措施吗？

　　记者：您以前的职业对您选择做记者有影响吗？

　　石野：以前我干过泥工，下过矿井，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当过保安，做过私人保镖，基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这些底层人士的生活有深刻的体验，他们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弱势群体，在权益被侵犯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无助。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放弃过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正所谓穷则思变，总是思考改变自己命运。所以我在成为一名记者后，更多的是想怎么帮助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更值得这个社会去关注，更迫切地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而媒体所具有的舆论监督权力，正好可以派上用场，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使得事情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帮助他们解决所面临的难题。我做记者就是要更多地触及这些社会底层，这是记者的职责所在，对我来说，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我前进。《保安吃白食，打伤无辜人》、《查房吓死打工妹》等报道，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

　　记者：为什么要采取卧底这种采访方式呢？

　　石野：在写采访报道时，我从不发表意见，都是让专家说，让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谈看法。目前暗访或者说隐性采访的争议大，但肯定还会继续，尤其是都市报，现在几乎每个省会或首府城市都是有好多家报纸，竞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都是通稿，同源新闻，没有独家的消息，谁还会买你的报纸？一个好的新闻报道能吸引一大批忠实的读者。

　　记者：您做卧底报道不觉得怕吗？

　　石野：说不怕是假话。但怕根本没有用，如果你害怕，不去制止这些阴暗的东西，这些坏人就会做更多的坏事，更严重地危害到社会。采访中遇到危险，也不能怕，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正义，自古邪不压正，正义终将战胜邪恶。1997年，当时我刚进《南方都市报》不久，成为一名政法记者，我在从事记者生涯之中，就感觉到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应该做一些独特的事情出来。尤其我在采访过程之中，耳闻目睹了各种各样的丑陋的东西，有一些新闻媒体不敢揭露出来。作为记者，面对黑暗和丑恶，除了犀利的出击，我别无选择。作为记者，应走近事实，尽管那儿极可能是沼泽、魔窟、地雷阵，抑或死亡，但正义必胜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以新闻的责任，为老百姓摇旗呐喊，是有危险的，这也就使我在十一年的新闻之旅中多次历经了威胁、侮辱、封杀、诬陷、流亡、追杀和非法拘禁，让我透彻地感受到了末路狂奔的孤独和凄凉。然而，我没有停滞不前。

　　记者：您对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觉得后悔吗？

　　石野：对于自己的事业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有时候有些失落感。我父母也说过我，打抱不平的事能不能少做一点。关于这一点，我也想过。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以后不要管得太多了，但是一旦碰上这种事情就又觉得忍无可忍。当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那些孱弱的求助的目光时，我的灵魂就无法安宁。我无法躲避。我是为了真理，为了正义，我不是拿人家什么东西而坐牢，我是为了弱者呼吁，我曾经痛苦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问心无愧!我无怨无悔！

　　记者：为什么而感到失落？

　　石野：我做记者了，我的母亲被这短暂的虚荣弄得兴奋不已，我的父亲也为之红光满面。他们认为，也许我能混个一官半职回乡光宗耀祖。可我最后只是成为了一个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鲜花和光环的流浪记者。1997年我到《南方都市报》应聘，报社给了我三个月的试用期，规定每个文字记者必须发表文章16篇。当时我骑着一个自行车天天跑。因为我要吃饭，要住房。为了多赚点钱，白天我在一所学校里巡逻，晚上自己去采访。做了11年的记者，至今我仍没钱买房子，没有存款，而且因为官司而拉下了一屁股的债，我无钱为重病的父亲治病。现在，我还是像10年前一样住廉价的出租房，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我在家中排行老大，弟妹都在家乡务农，在外打工。因为自己常年不在家，就是和弟弟妹妹坐下来唠唠家常的机会也几乎没有。这一切，都使我心存愧疚。

　　记者：那是什么使您在如此状况下还坚持做一名记者？

　　石野：我喜欢这份职业。我干了多年记者，干上瘾了，如果突然放下了会觉得很失落，空洞洞的。

　　记者：您认为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石野：要有正义感。构造

　　“我是记者，我要记录”

　　记者：您为什么把我国新闻界老前辈任白涛的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作为自己记者生涯中的座右铭？

　　石野：在漆黑的曲折的路上，记者是正义与良知的符号。记者这个职业赋予我--以人民的名义。我一次次为这个光荣的名义出生入死，一次次被毫无诗意的案件淤塞在毫无诗意的思索里。我说不清楚，是因为为人民说话而热爱这一切，还是因为热爱这一切而为人民说话呢？我想，这是没有多少区别的。我还是引用我书中的话吧："无须谈及过多的良知、道义和责任感；无须标榜过多的英勇、无畏和正义感，因为我只是一名记者，我仍然在记录着。我的生命和青春，就这样被这个信念鼓舞着：我是记者，我要记录！这是我的战斗口号，这是我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这也就使我的生命写满了刀光剑影。但我问心无愧。我是记者，我在记录；我是记者，我要记录......"

　　记者：您至今已有十多年的记者生涯经历了。那在这十多年中，您对“记者”这两个字或者是记者行业的认识是什么？

　　石野：我有独特的感触。我认为新闻记者不仅仅是写两篇文章，发两篇报道，尤其是在我们中国，记者这个职业，一直被人们称为人民的喉舌。作为一线记者，一个奋战在新闻现场、新闻一线的记者来讲，记者不仅仅有人们所谓的光环，更有一些劳累的东西，一些内心的难言的苦衷和忧愁，甚至是一些困惑的东西。作为一个记者，不仅仅要承担社会给予他的一些光环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的关注下，应该如何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真正的职责。记者要利用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监督权利，更好地把握好这个度，更好地反映群众的心声，把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揭露出来，使有关部门更好地改革它。

　　记者：您的新闻价值观和社会责任心与您的经历和出身有关吗？

　　石野：我出生在贫困的农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我目睹了一些身边发生的不公平的事情，有些东西是趋于我那种生活，但是我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良知和职责。中央提出立党为公，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更应该为老百姓写一些呼吁的东西，写出他们的心声。这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做到的事情。我只不过是以笔为剑，真实地记录了一些人的喘息、泪水、祈求和不幸；我只不过是为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有时是徒劳无果的。

　　记者：您把以前的很多经历都写成了书，是想告诉读者什么？

　　石野：因为我有十多年的新闻经验，也有十多年的新闻经历，这十多年的新闻经历，给我很大的感触，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有一些有新闻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写一两篇报道能解决问题，我是一个记者，我也是一个记录者，也是一个经历者，我应该把新闻背后发生的一些行为写出来。

　　记者：因为做卧底记者，您失去了自己的爱情。后来又因为做卧底记者，您也很少回家，父母亲的过世也没有及时照顾他们。您还是因为做卧底记者，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经过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您认为做一个卧底记者值得吗？

　　石野：我曾经谈过两三次恋爱，但是我的女友，因为我从事的职业太危险了，也是因为我不听他们的劝告，她们说你做记者我不反对，你能不能不做危险的事情，给她们一种安全感。可我不能保证给她们的一种安定的生活，老是使她们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惭愧。至今为止，我还没有成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是躺在家里面，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吃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儿子来说，面对自己的父亲，看着他要死了，不能住在医院里享受最后的关怀，也不能给他吃药打针。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很惭愧。我也因为写批评报道，被人家侮辱过、诽谤过。我曾经因为写批评报道，两次坐过牢，一次在广州坐过牢，另一次在北京，坐过15天监狱。但是我从来不为这事觉得委屈。

　　记者：您会继续做记者吗？

　　石野：我想，社会需要舆论监督，公众需要知情权。在漆黑的曲折的路上，记者是正义与良知的符号，那段路是很漫长的；我们行进，走在寒风中，心里感受的是人们用目光点燃的火把。尽管我至今是一位没有编制没有任何保障的流浪记者，但为了我热爱的新闻事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会勇往直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如果碰到一份能让我充分施展拳脚的报纸，我肯定还会做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