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爱国在湖州一次新闻业务骨干的培训班上说，“今年初，我在收到一些署名‘新闻民工’的记者学生寄来的贺年卡后，才意识到这个词的存在”。在搜狗(www.so gou.c om)上键入“新闻民工”，可以找到170多万个相关网页。但关于这4个字的含义，却很少涉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在《把知识产权还给“亚民工”研究生》一文中曾说，“新闻民工”是指一些被聘用的记者，按稿计酬而不能享有编制内同仁的福利。展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我认为“新闻民工”还是新闻传媒业内自认为处于弱势的从业
者的自称。为何自称“新闻民工”？本文试从这一人群的角度，作些探索。
1.身份有别。奔走在采编前线，却没有获得所供职单位合理待遇的从业人员，往往以“新闻民工”自喻。现行体制下的媒体行业，普遍存在“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的区分。“在编人员”的工作待遇及福利保障办法一般参照当地人事、财政等部门规定执行，而“聘用人员”的酬劳则由用人单位自主确定。又因为人事代理、报社聘用、部门聘用等区别，进而导致待遇不一，甚至同工不同酬。在同一单位内部，聘用人员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部分人不在少数。据中国社会保障杂志与中华传媒网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中的60.3%未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61.4%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其中由于“所在单位不给办理”、“签订合同时单位已明确不予办理社会保险”、“由于所在单位不给办理致使过去已参加社会保险缴费中断”的占57.6%。(蔡文武、刘国基：《“新闻民工纪录”：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调查报告》)
2.迫于就业压力。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既是媒体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是从业者为了避免下岗找工作的现实状况。以浙江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都市快报》为例，为在6家都市类媒体的新闻“德比”大战中胜出，快报高层对采编人员提出要求，争取第一时间、挖掘独家新闻，且奖罚分明，抢得一条重大独家新闻奖200元，漏报一条罚400元。同样，为了维持竞争优势，新华社上海分社也率先打破“铁饭碗”：即便是拥有红色记者证的正宗新华人，若年度考核倒数第一，就得在分社传达室看门、自修一年。高要求和“末位淘汰”的警示，使部分新闻从业者陷入了这样的生活：一线记者的手机24小时开着，事件发生就是开工命令。哪里有新闻，哪里有事件发生，就随时奔向哪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周末”，什么叫“正常工作日”。编辑们则常年上夜班，睡眠不足，生活规律颠倒。笔者一位朋友，他来自广西，拥有“主任记者”职称，但在浙北某地市报打拼不到一年，就匆匆返乡。他说，在这里根本无法顾及家庭及个人健康，与童装城里做搬运的老乡没有区别。
3.应付创收。大众传媒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它要生存、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竞争力。在现阶段，衡量传媒经济竞争力高低的主要标准，依然是版面、时段经营创收的多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编人员搞新闻，经营人员抓创收，分工十分明确。但大众传媒内特别是地市级新闻单位，绝大多数记者都有经营任务、创收指标。据湖北武汉市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评论部调查：80%以上新闻单位给记者下达了“创收”任务，90%的新闻单位给拉进广告的记者不少于10%的“回扣”。比如，发一条新闻稿费100元，但拉一笔10000元的广告就能提成1000元。这样的导向，致使大多数记者不得不在一些时候，把手中的笔或摄像机当作创收的工具，沦为金钱的雇工。
在业界，这类人有一句比较极端的流行语——“我来打工，只要口粮，没有理想”。这种“打工意识”致使他们对所供职的媒体、对所从事的新闻事业普遍缺乏忠诚，导致媒体人才流动频繁。据中国人力资源网发布的“2005年中国企业招聘调查”数据显示，向外招聘普通员工最多的是传媒行业，高达51.05%，说明该行业普通员工的流动率最大。(孙正一、柳婷婷：《2005：中国新闻业回望(下)》，《新闻记者》2006年第1期)雇员流动越频繁，媒体所需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其次，媒介公信度降低。如果做记者仅是为了挣钱，那么他们就会把伸张正义、启迪良知的社会责任抛在脑后，而把精力用于拉广告、拉赞助、搞创收，追逐能够吸引眼球、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因为这样可以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捏造事实搞“新闻寻租”，谋一己之利。
(作者：金加宝 单位：浙江湖州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