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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0日02:16 《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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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反腐者孤独,但从不孤单

  反腐者之所以孤独,因为其职责是惩恶除贪、破除既得利益联盟,需要拒绝很多“热闹”,放弃一些自由。如果反腐者自身“经不住抠”,或者入圈子、结党羽,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七疏无效一击去;九重亟盼孤臣还。”

  当被称为“晚清谏官第一人”的江春霖辞官返乡时,有人题赠了上述对联。此前,江春霖上疏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庆亲王奕劻等人罪行劣迹,证据确凿却难容于朝廷。出京之后,江春霖行李萧然、敝衣旧裘、默默无语。

  从历史上看,反腐者一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源自人情与法度激烈碰撞后留下的阵痛,源自以单薄之躯与团团伙伙做斗争时的波云诡谲,源自身处浊世,对理想、信仰的坚守。

  他们虽然孤独,但从不孤单。

  法不容情,反腐者自古孤独

  反腐者自古孤独。他们对自己和家人十分苛刻、六亲不认,故常常被误解。为了反腐,他们奋不顾身,却往往引得谣言四起,被迫卷入风暴中心。

  “不饮酒,酒不惑;早丧妻不复娶,色不惑;俸禄多一文不取,举家并日而食不受贿,财不惑。”这“三不惑”,勾勒出东汉御史杨秉的孤独生活,它也为古今诸多反腐者共同遵循。

  对家人,他们也十分“苛刻”。清康熙年间廉吏于成龙在外做官,十多年没回老家,长期忍受着离母、抛妻、别子的孤独。儿子走了两个月来看他,离开时,他没有东西可以捎回家,只能暗自垂泪。

  他们遭遇的,还有情与法的激烈碰撞。法不容情,留下的是刻骨的孤独。

  戏曲《铡包勉》中,包拯大义灭亲,将贪赃枉法的侄儿包勉处死,从小将包拯抚养大的长嫂十分愤怒,一度与其恩怨义绝。

  反腐者更深层次的孤独,恐怕源于明知惩治腐败的艰难,却仍然为之努力,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这种代价,远不止于意料之中的见罪于贪官、被打击报复。

  由于不“随波逐流”,反腐者容易遭受名节之疑。唐代豫州刺史潘好礼就曾因过于讲究程序到了苛刻的程度,被很多人议论是在作秀。

  更易让反腐者感到孤独的,是正义不总会如期到来。

  清乾隆年间的御史曹锡宝,调查出和珅的大总管刘全的衣服、车马、住宅均违反祖制,这是大罪,就急忙前往承德报告皇帝。不料被和珅的亲信吴省钦知 晓,并连夜前往承德告诉了和珅,做了周密安排。最后,离不开和珅的乾隆一锤定音,将曹锡宝定性为“公报私仇”,曹被革去官职。等嘉庆诛杀了和珅,发现曹锡 宝所言非虚时,当事人已郁郁而终多年。

  在一些学者看来,最让反腐者感到孤独的,是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和现实的撕裂。

  海瑞不明白,自己只是遵循了太祖祖制,一切按制度办事,怎么就成了同僚眼中的“怪人”,人人避而远之。空闲的日子里,他只能继续读圣贤书,消磨心中的孤独。有人则发问,在革职后的漫长岁月里,曹锡宝可曾对皇帝和权臣怨恨过,对自己的信条动摇过?

  当下,很多反腐者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女包公”刘丽英在任时为了避嫌,基本不参加社交活动,曾十年不去王府井逛街;记者接触过的不少基层纪检干部,坚持不接受任何私人宴请。

  他们同样遭受着情与法的冲击。根据“审计风暴”真实故事改编的电视剧《审计报告》中,审计署某办事处副特派员方宏宇开展工作时,发现从小将其抚 养大的准姐姐、省交通厅长杜慧卿,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常务副省长范翔忠的腐败线索。他迷茫过、退缩过,被准姐姐骂过,被恩人调查过,但最终,他还是忍痛为二 人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

  如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由于政治生态尚待改善,不少反腐者推动工作时亦有孤独之感。

  “在基层反腐压力很大。本来熟人出问题就令人痛心,执纪过程中,不光要克服同级人情说项、上级可能的干扰,还要顶住各种威胁。”某县一名纪委常委透露,他办案问心无愧,但当看到很多人躲着自己,有的还露出敌视、愤怒的眼神时,晚上还是难过得睡不着觉。

  这种孤独,即使高官也难幸免。

  “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的。”前不久逝世的湖南省纪委原书记杨敏之曾总结说,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纪委书记生涯,他 “六战五败”——“查处大案要案,结果发案率居高不下,级别越来越高;反对公款大吃大喝,最后失败告终;清理红包礼金,效果很不理想;推行办事公开和制度 建设,多数地方搞得不好……”

  孤独是反腐者的保护色

  “不收礼、不住豪宅、不参加私人宴会。”这是清康熙年间名臣于成龙的“三不主义”。当时,官场内斗频频,大臣动辄被贬。擎起惩贪大旗的于成龙,却始终与之无涉,最后做到两江总督,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不受诱惑、保持孤独。

  孤独是反腐者的保护色。要监督他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要经得住“抠”。明弘治年间,分藩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收岁禄,每次都向百姓多收一倍,遭到江 西巡抚林俊激烈反对。宁王大为光火,一心想找林俊的茬,却始终抓不到把柄。当时有人写诗称赞林俊“自信孤忠能报国,谁怜赤手可移山”。

  反腐者之所以孤独,还因为其职责本身就是破除既得利益联盟,这就决定了他们与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之人“水火不容”,还会遭受对方的恶意反击。

  明英宗时,刺史杨瑄向皇帝报告宦官曹吉祥、石亨一伙强占百姓田地、恃宠专权。御史们准备跟进,却被石亨一党的王铉走漏了消息,石亨一党抢先诬 告,皇帝将杨瑄及多名御史下狱。审问中,御史们有理有据,应对如流,揭露了石亨一党的诸多问题,对方步步紧逼,但并无实据,最后只能将杨瑄贬谪。曹吉祥谋 反被杀后,杨瑄被重新启用。

  另一方面,反腐者一旦失去了孤独特质,找关系、入圈子、结党羽,就容易被利用、被腐蚀,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乾隆时期的大臣仲永檀自诩刚正,常弹劾大臣。后来有人举报,他每次弹劾前都要去鄂尔泰家。乾隆才发现,仲永檀是鄂党干将,他每次弹劾的人与鄂尔泰的对头张廷玉关系密切,他与鄂尔泰之子在上密折前后均互通情报商议。仲永檀被革职下狱而死。

  拼命捞钱的也大有人在。万历年间,都御史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康熙时左都御史王鸿绪与人“植党为奸”,招权纳贿。与那些保持孤直的御史多得善终不同,上述御史犯案时人赃俱在,或被投入狱中惨死,或被遣戍卫所。

  古代殷鉴不远,今天的反腐者更要保持孤独特质。但近期被查处的一些纪检干部却走向了反面:金道铭加入了“西山会”,陷入利益结盟的泥潭;魏健、钟世坚干预案件查处、向被审查人通风报信。未能坚守孤独的他们,最后落得身败名裂。

  正如中央纪委官网“学思践悟”文章所总结的:执纪者本应是“孤独人群”。高处不胜寒,这个“寒”就包括了孤独和寂寞。做反腐败的工作,就要放弃 一些东西、失去不少自由,就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独,慎独慎微慎友。决不能别人热热闹闹,自己也跟着热闹,那样很容易被腐蚀。

  他们得到了什么?

  明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孤独中病故。此前,其妻儿均已离世。他没有留下遗言,遗物寥寥,新发的薪俸多了七钱,他都让人返还。

  这件事在朝野和民间,同时激起了浪花。万历皇帝辍朝以示哀悼,并“赐祭八坛”御酒。此前张居正死,也不过“赐祭九坛”。皇上还赠其“太子少保”衔,谥号“忠介”,并命礼部官员主持了隆重的祭礼。

  南京城的百姓闻讯痛哭流涕。公祭结束后,大臣护送海瑞的灵柩走水路归葬老家琼山,只见穿白衣、戴白帽的百姓夹道送行,一边哭号,一边祭奠,延绵百里。

  这是正义、信仰和坚持的胜利,也是孤独者的胜利。但反腐者们得到的,也不只是青史留名。

  他们被体制内的正义力量推崇和倚重。东汉明帝两次想新修宫殿,尚书仆射钟离意力主节俭,要求立即停工,都得到采纳并被多次嘉奖。晚清江春霖虽难 容于朝廷,却受到诸多御史、翰林学士及各社会团体的热烈追捧。明代杨瑄弹劾宦官石亨反受陷害,为其说话求情的,甚至包括石亨的多名同党——礼部侍郎汤序等 人。

  他们的行为得民心,孚民望,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戴。唐朝狄仁杰任宁州、魏州刺史时间很短,但其勤政清廉、明辨忠奸,两地百姓均为其立生祠;清大臣张伯行整肃舞弊之风,却被反诬受贿,扬州数千百姓扶老携幼前往公馆慰问,张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反腐力度空前的今天,为反腐的孤独者们“撑腰”的力量也空前强大。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坚定决心,“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明确态度,以及对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对多名战功赫赫的“打虎将”的重用,都在为反腐者履职创造条件。

  群众也表达着对反腐者的力挺。当每一只“大老虎”落马,网络论坛上“为中央纪委点赞”等帖子总能引起共鸣。中央巡视组到江西的第一天,就出现了 人山人海,通宵排队的情况。2014年,中央纪委接受党员违纪问题等业务内来访数量比2012年增长了46.7%。据中国社科院调查,88%的普通干部、 75.8%的城乡居民对未来反腐工作充满信心。

  这些鼓励,都将会成为反腐者承受孤独,砥砺前行的动力。正如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所说,反腐者固然生活清苦、办案艰苦、心灵痛苦,但只要时刻想到党的重托、群众的支持,想到自己在捍卫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痛苦就会得到平衡和化解。

  因为,他们孤独,但从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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