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刑九”后，他们被“终身监禁”
□本社记者 李张光
终身监禁制度写入我国刑法法典一年后的10月9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因受贿罪成为我国终身监禁第一人。
据河南安阳中院公布的判决书显示，白恩培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按照以往一般惯例，根据法律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缓二年考验期间没有重新犯罪的，考验期满就可以减为无期徒刑。
而现实中无期徒刑并不是真正的“无期”，从司法实践来看，无期徒刑罪犯往往可以通过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三种方式来减少刑期的执行，少则十几年，多则二十几年，就可以离开监狱回归社会。
但白培恩案件中，判决书又强调，“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舆论认为，白恩培将要“把牢底坐穿”。
随后，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相继被判处死缓并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是依据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简称刑九）对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记者注意到，新法通过以来，众多落马高官相继得到宣判，都没有适用终身监禁，如郭伯雄、令计划、申维辰、谭力、金道铭等都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因此，终身监禁作为一项新的刑法规范一落地，围绕这一刑罚以及背后的死刑政策又起争议。
为什么是他们？
今年10月，8集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白恩培在第一集里被当做第一个负面“典型样本”现身说法。
他称自己“贪了10年，玩了10年，耽误了云南10年。结交了一批老板，带坏了一批干部，重创了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在白恩培案中，安阳中院则有更具体的概括，其中就提到了4个“特别”：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而对比被判无期徒刑的令计划，天津中院判刑时则提到了3个“特别”，即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犯罪情节严重；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关于受贿数额，央视专题纪录片展示了大量白恩培敛财的细节。而经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获取矿权、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多达2.468亿元，还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
同样被判终身监禁的魏鹏远、于铁义，涉案金额则分别为2.1亿余元、3亿余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些年，受贿1.0857亿元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受贿1.45亿余元、贪污5300余万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1年7月19日上午，姜人杰与许迈永被同时执行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认为，上述被判终身监禁官员，按照相关规定，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刑九也规定，对于应该判处死刑的，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不判处死刑，缓刑后可以视情况处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上面的案件符合这个规定”。
其实，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就明确将贪污受贿犯罪的终身监禁视为这两种犯罪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赵秉志分析称，事实上，刑九通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有关司法解释也贯彻了上述立法精神和立法原意。
赵秉志认为，就贪污受贿犯罪而言，一般应考察贪污受贿的次数、持续的时间、贪污对象是否为特定款物、贪污受贿赃款的具体用途和去向、是否退赃及退赃比例等各种情形。在综合判断相关犯罪情况后、如果认为对严重贪污受贿罪犯判处一般死缓，尚不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适用终身监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则表示，终身监禁的运用，弥补了直接死刑过重而无期徒刑过轻的问题，丰富了惩治腐败行为的手段，让惩治更为精准和完备，有利于编织起更为完整的反腐网络，给贪官带来强大的威慑力。
生死“缓冲带”
终身监禁背后也是死刑存废论战的较量，死刑改革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改革，有数据统计，目前至少有140个国家实质上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少采用了终身监禁的措施予以替代。
我国的现行死刑政策是“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要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少杀慎杀，但在死刑与自由刑之间，“死刑过重”与“生刑太短”往往形成巨大的落差，缺乏必要的过渡。
比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权力寻租”，减刑假释等原本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调控原判刑罚、帮助罪犯回归社会制度设计，日益演变成拥有特权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
据媒体报道，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处10年徒刑，还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
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建生服刑4年，先后5次被保外就医；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即强调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2014年1月21日，中央政法委还下发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5年工作报告中也称，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有权人、有钱人犯罪后“以权赎身”“提钱出狱”等问题，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为重点，对正在监管场所服刑的，逐人审查。
而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已很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绝大多数达到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腐败罪犯均被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
而对于死缓犯，依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死缓考验期满后，除非具有“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情形，一般均可减为无期徒刑，有重大立功的还可以减为有期徒刑，继而进一步减刑、假释，导致刑期过短。
因此，终身监禁被视作专门适用于严重贪污受贿犯罪的死缓犯，封死了重特大贪污犯的减刑假释“越狱”路。
赵秉志认为，其严厉程度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被立法者赋予了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和严肃惩治严重腐败犯罪的双重法律意义。
多位刑法学者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终身监禁其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完善我国的刑罚执行体系，减少死刑的适用，震慑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用制度封堵提钱出狱和花钱买刑，防止有权人、有钱人的逃脱惩罚，实现刑罚惩治和教育的应有功能。
争议“终身监禁”
但现实中，围绕“终身监禁”的争议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如对于终身监禁适用问题，在白恩培案所认定的受贿犯罪行为发生在2000年至2013年间，白恩培案能否、应否适用其涉案行为之后颁行的终身监禁新规？
关于新法的规定能否适用于新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我国刑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在刑法第12条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刑法溯及力原则，即刑事案件原则上适用行为时的法律，但行为后的新法之定罪处刑更轻（对被告人有利）的则适用新法。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邱兴隆因此认为，终身监禁违背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旧兼从轻源于法不溯及既往（或称禁止事后法）的法治原则，其本源是有利于当事人原则，但行为法最有利就得优先适用！行为时只有死刑、死缓（不附加终身监禁的）与无期徒刑！”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则表示，最高法院的解释是，终身监禁适用于本来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而不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这个意义上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
“因此，终身监禁的规定名欲重而实欲轻，以此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当然，在司法适用中可能不易把握，何谓本来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在司法适用中出现违反从旧兼从轻的现象则是可能的。”陈兴良说。
除此之外，在法学界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不判处死刑逐渐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死缓终身监禁被认为是贪污罪、受贿罪等经济犯罪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但由于涉及贪污受贿犯罪的多为权力阶层，不少人认为这是变相的“免死”。
另外一种反对的声音，则认为终身监禁让罪犯看不到希望，违背教育改造的刑罚目的，也将导致监狱负担过重，执行上有困难。实践中，罪犯关押二三十年后基本丧失了再犯能力，没有必要再予终身关押。
其实，在立法讨论过程中，一些学者曾对终身监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出不同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高铭暄、赵秉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泽宪、刘仁文等认为，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终身监禁过于严厉，规范刑罚执行环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此，立法机关态度是，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的贪污受贿罪犯，根据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采取终身监禁的措施，有利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致服刑期过短的情形，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而对于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也一直争论不休，据媒体报道，在讨论立法过程中，终身监禁的规定，原本拟针对故意杀人等8类严重犯罪，同时扩大到贪污受贿犯罪。但最后只针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向记者表示，在减少死刑的大背景下，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将来有扩大到其他犯罪的可能，现在只是开端，从适用于非暴力犯罪逐步再到暴力犯罪，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责任编辑：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