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什么人在对企业家行诛心之论？
最近，网上有篇文章将矛头指向马云、柳传志、冯仑、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等九名企业家、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的湖畔大学。这篇文章给出的耸人听闻结论是：“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
按照这种逻辑，中欧、长江这类商学院早该成为被取缔的对象，中国要重返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以民营资本的消亡为荣。针对湖畔大学和互联网时代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批评，代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动向。以马云、柳传志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商界精英开始被低幼的“阴谋论”所缠绕，很多年前一些人惯用的“棍子”和“帽子”在新的话语包装下风雷激荡，让有识者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慨。
如果在时间轴线上做一划分，或许可以将40年改革开放分为长度相等的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废墟上的重生，民营企业破土而出。企业家身上的关键词，是向“先进生产力”的致敬与效仿。这种后发优势，在让中国成为正常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功效卓著。湖畔大学的共同发起人之一柳传志，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
从1990年代末到现在，这20年间恰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互联网横空出世并迅速商业化，给了中国商界精英一个与西方社会几乎相同的起点。这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再只是单纯的效仿者，他们更是创新者。在和西方的商业角力中，他们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可以不谦虚的讲，在代表未来的互联网商业世界中，中国和美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双翼，欧盟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竞赛中，难掩黯然之气。而这一阶段的代表，就是湖畔大学共同发起人之一的马云等人。
从更宽广的视角，甚至可以说，中国国际话事权这些年的稳步提升，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明乎此，就会知道，目前在网上喧嚣的反对新商业文明的声音，是如何殚精竭虑试图将中国拉回一个孤立的、封闭的、落后的、贫困的、愚昧的旧大陆。
在改革开放40年的第一个阶段（前20年），曾有过三次左、右思想的交锋，足够波谲云诡，但最终仍无法阻碍中国社会向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上前行。试过的错，足够惨烈，现实不会再度选择历史的倒车。
相较于前20年的思想交锋，目下活跃于互联网上的一小撮反对新商业文明和改革开放的声音，要小得多。他们是一股逆流，在洞悉自身没有扭转乾坤重回旧时代之力后，在网络环境中愈发显得声嘶力竭。早年对柳传志的攻击，早已被证明是极左势力的倒行逆施；现在对马云、马化腾和李彦宏的非议，同样带有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全球化、反对互联网新商业文明的浓墨重彩。
对企业家要慎用诛心之论。他们是中国最务实的一群人，用商业推动社会进步，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径。相较于传统企业，互联网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简单，其成功更多倚仗个人才能和对风口的把握。这些年来，他们在公益和企业社会责任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马云、柳传志等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新商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人物，最能反映新时代成果。如果搞掉他们，谁最高兴？那些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会手舞足蹈，那些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会手舞足蹈，那些反对互联网新商业文明的人会手舞足蹈。
反对改革开放，中国将继续在文革的禁锢中固步自封。反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将不能共享到来自全球的文明普惠。反对互联网新商业文明，中国将在新一轮的大国崛起机遇面前丧失先机。搞掉马云、柳传志等民营企业家，谁最高兴？是那些敌视现代商业文明的顽固分子。
回望历史，几十年前的“停课”曾让中国失落了一代的精英教育。恢复高考后奋起直追的40年，足以写就一本大部头的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大学教育上，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但差距仍巨大。
和民营企业家更相关的是商学教育。除了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之外，各类商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相对而言，后者和商业运营实践之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其学员也多以商界精英为主。按照那篇抨击湖畔大学文章的逻辑，长江、中欧商学院才应是更早的“资本巨头合流”的危险信号。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商学院的经济属性，让它的效应纯然惠及商业世界。这些商业精英，其实是最希望稳定的一群人，惟“在商言商”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构成时代的稳定中坚。从国外如美国的经验看，商学教育所带来的也绝非危险，而是国家崛起和快速发展的动力。
湖畔大学和这些商学院，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湖畔大学更强调商业实践的经验，也因此它更契合企业主的需求，解决他们的痛点。
全球范围内，最好的商业创新之地在硅谷。几十年来，政府决策者和商业人士，一直在寻求破解硅谷之谜。各地建了很多高新产业园区，但却很难发挥效用，很多已经变成“蚊子馆”。
我们知道，硅谷的产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比起来，斯坦福大学有更强的商业创新性和孵化能力。没有斯坦福大学，建再多的高新产业园，也不会产生硅谷。同理，商学院本身的局限性，也注定他们不可能成为硅谷的摇篮。
如果关注那些在硅谷成长起来的商业奇才，从雅虎的杨致远到谷歌的拉里佩奇，你会发现，他们的脱颖而出，更多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产学相融的环境。教育和创业在这里是合一的，可以相互快速切换。这是任何商学院所不能比拟的。
或许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注定是难以简单模仿的。在中国，类似的产学相融的实践或许就在杭州，在湖畔大学。我们知道，在阿里巴巴、网易等的带动下，杭州的创业氛围几居全国之冠，这里涌现了大批的互联网“独角兽”，也有更多的后来者在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上急行。这种创业氛围和湖畔大学的教育，共同构成一种可相辅相成的硅谷想象空间。
湖畔大学现在自然无法和斯坦福大学比拟。但斯坦福大学成立之初，也有过简陋和艰难的历程。相比起来，湖畔大学的资源调动却又优渥得多。历史不会简单地相似，即便我们大胆假设湖畔大学某一天成为了中国商业创新的摇篮，它也注定和斯坦福存在较大差异。
无论如何，时代的巨轮总在向前，互联网商业的力量无远弗届。古人说：仓廪实，知荣辱。换到今天可以进化地说，商业的兴起，不仅提升人的素质，也将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崛起。
就像现在回看改革开放的三次思想交锋一样，我们总难免慨叹反商者的愚昧。在这个互联网商业力量正向变革社会的时代，我们也将看到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者，一点点被碾压，终成时光隧道中破碎的笑料。
责任编辑：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