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雷颐（中）、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星（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做客新浪2007年5月25日10：30，新浪网特别邀请30年前的高考亲历者——著名学者雷颐（blog）、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星（blog）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blog）做客“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讲述他们的高考故事以及高考前后不一样的人生。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新浪嘉宾聊天室。
今年恰逢高考恢复30周年，本网特别组织了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
回忘1977年，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豁然敞开，570万的有志青年怀揣着惊喜参加高考，1978年夏季高考更是吸引了610万有志青年参加，当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有两拨人怀揣着梦想走进了大学校园，开始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奋斗历程。
当时这两场高考是如何进行的？高考前后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跨过高考大门之后是否真正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获得答案。
先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坐在中间的这一位是著名学者、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坐在边上的那位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三位跟我们的网友打声招呼吧。
张鸣：大家好！
周星：各位好，很高兴和你们在线做交流。
主持人：三位在什么时候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做什么？在什么地点？
张鸣：我好像是在猪圈里，消息是在猪圈里听到的，当时我是在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了，是1977年。听到消息之后很犹豫，当时是一喜一忧，感觉挺好，是好事，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悬！我自己有事，我知道；我能不能参加高考，我不知道。
主持人：有什么事呢？待会儿我们再细细介绍。雷先生呢？
雷颐：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1977年，开始没有正式传达，也没有正式公布，是小道消息，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当时把废除高考作为文革最重要的一个新生事物，还是坚持两个“凡是”。但是最后突然报纸登了要恢复高考，我当时在部队当兵，做当空军地勤，正在修米格—19飞机。
周星：我是在农田里，大概是1977年秋冬之交的时候，在福建尤溪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正在大肆砍伐森林。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农田里犁地，有知青说有一个重大消息，隔着比较远，那知青隔着田埂说可以考试上大学。
开始不相信，说不可能，没听说过，就在那种状态下，寒冷的水田里说有一个什么考大学的消息，大家惊了一阵子。回去以后，在烧火的厨房里就开始议这个事，是这种情况下知道这个消息。
主持人：网友们现在兴趣肯定已经很高涨了。三位讲的地点都很特别，每个人肯定都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下面就来细细地讲这个故事，先从张老师开始。张老师，您刚才说是在猪圈里听到这个消息，怎么去养猪了呢？
张鸣：是这样的，1973年的时候，我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对文革发了很多牢骚，后来这封信被举报了，当时就被整得很惨。从1973年年底到1975年年初，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挨揍，还殃及我父母，当时我们兵团全师批判。1974年中学毕业连毕业证都没有，“发配”到一个农场连队去养猪了。在1977年的时候我已经接触兽医的工作了，但还是在猪圈里做这个活。当时我觉得我有这个前科，能不能高考很悬！所以一直到最后关头，我才报考了，当时我报的是文科。
那一年是各省单独出题，考四门课，每门100分，400分满分。当时因为考的人特别多，全是人，农场所有的中学生几乎都出来考，还有大量知青。后来只能先初试，淘汰一批再复试。那时笑话特别多，我们考场里有不会答题的，就写信，学张铁生，给考官写信。特别可笑的是复试的时候，题很简单，考到了《愚公移山》里的一段“愚公长息曰”。有一个知青朋友问我：“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那就是“愚公大儿媳妇说”，我说不对，他偏说对，当时特别好玩。
主持人：可以看出当时大家的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张鸣：很差，实际上现在看来我们的考题特别初级，但就是那样的话，还是很多人考得不行。不过那年我考得不错，得了290多分，在我们那里绝对是高分。当时我就想搞文学，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但是没有戏，我那个事还是有问题。当时考完就觉得自己很凉，因为最后的时候，政治那个大题，最大一道题叫做“四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不行。
主持人：您感觉到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过去。要写伟大成果，你怎么写的？
张鸣：我就是按照报纸上答的，我知道昧心，但是考试就只有那么答。但是没有用。
主持人：雷先生呢？雷先生有一个回忆，我给网友们读一个片断：“1978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解放军战士，中间5个月是工人，最后4个月成了大学生。”应该说1978年，您个人的转折是非常非常大的，尝试了很多的角色。这个过程能给网友详细讲讲吗？
雷颐：我是1971年下的乡，当了四年农民，有四年农村经验，1975年当的兵。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部队是不许报考的，虽然我特别想上大学。1978年刚好满三年，服役期就满了，我一定要求复员。你知道我是在空军技术部队，空军地勤修飞机，一般都要5年左右才允许你复员，我说我三年已经满了，就坚决要求复员。
复员了之后就到了一个工厂当车工，车工是很累的，但是可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从来没有请过假，白天要上班，完全靠晚上复习。我的师傅又是个省级劳动模范，他每天提前到，我要比他更早到，他每天推迟下班，我要比他更晚下班，什么扫床子、加油等等活都要干，所以那时非常非常累。
后来有一次，那是夏天复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复习到深更半夜睡着了，忽然被呛醒了，我盖的小毛巾被掉地上了，地上都点着蚊香盘，毛巾被被点着了，虽然没有着火，但是满屋子都是烟。
我1978年参加高考，当时变成全国统考。我们这一茬人，都没有正式学过文化课，尤其是英文，“不学ABC照样做革命”是当时的口号，我一点不会外语。当时有规定说外语只是作为参考分，我很高兴。但后来有一个也参加高考考试的工友，他跟我说不考外语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你考外语，哪怕得零分也能考重点大学。我得到这个消息，就赶紧到高考办改，说我要考外语。实际上最后所有都考完了，外语只是参考分，最后证明那个消息是不确切的，好多没有报外语的也考上重点大学。
我就在头一天晚上找了一个外语老师，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估计就会有那两个题，“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还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我说把这两句英语写上，那一天晚上背下。可后来我一翻英语考试，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同时，我第一次看到有划勾标准化答案，靠你划ABC，反正全部都是在那儿乱画，最后还得了14分，蒙对了14分。
但是我旁边坐着一个人好像会外语，他卷子上写了一些东西。由于外语考试当时不算总分，是参考分，监考的不严，大家都抄他，我也抄他的，也乱写了一些，反正得了14分。所以，这是挺可乐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为了这门只作参考的英语成绩还去押题了，是吗？当时就有押题的想法了。
张鸣：还作弊了。（笑）
雷颐：结果没押上，得了14分。（笑）
主持人：确实是比较可乐的经历。周星老师呢？你有一篇回忆文章说，下过乡，后来招工回城了。但1977年高考的时候您还没报考，当时还留恋自己那个很好的工作是吗？
周星：是，我比两位教授的插队经历短一点，因为我76年初插队，得到消息的时候还不到两年。我们在农田里冷乎乎的得到消息，回来议论的时候，插队比较早的摩拳擦掌就准备高考了，因为高考对他们来说等于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因为他们插队时间很长，看到农村除了贫穷落后以外，还有很多不好的现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太多接触，但已经隐隐约约耳闻，为了摆脱命运，要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装病和贿赂等，因为跳出农门惟一的方式就是回城。
我那个时候因为插队才一年多的时间，第一没有想到有大学这个东西，我的目标非常低，最大的目的就是摆脱开农村的艰苦，虽然农村给我们很多教益，就想回城。第一次高考的时候，离春天已经不远了，回城的浪潮已经一浪卷一浪。在1977年的时候，我惟一目标是回城做工人，工人是我最好的方向，那是我的美好目标，我第一要实现这个目标，而且从各个渠道打听到，有地质队的招生，地质队也很辛苦，但是比做农民好多了。我一心想奔那儿去，在大家摩拳擦掌想高考的时候，我说我最浅显的目标就是这个。
第二，在福建很偏僻的乡村里，不要说进省城，进县城都很遥远，因为手头没有这个准备，没有各种资料，马上就要高考了。就像雷先生刚才说的，我们的文化水平很差，我在农村最大的受益就是学针灸、识别草药。
第三，一看要高考的都是16、17岁，17、18岁，我们那时最小的是16、17岁，最大是33岁，岁数参差不齐。里面有老三届，还是小三届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功底真的比我们强。平常一谈就觉得自己是小儿科，包括上大学以后，我也觉得自己是小儿科，我进的是师范，同学都是当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和当语文老师十几年的。在那个农村背景里，我想我先回城，回城当工人就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后来果然让我实现。那时虽然心有所动，但是目标放的很低，先回城是我的目标。
主持人：但是为什么回城之后做了工人，已经实现自己的理想了，然后还要又决定放弃工作，考大学呢？
周星：那就是人的无穷动力。当摆脱农门之后，欲望就出来了，那时觉得读书是我的出路。在1978年我回了城，进了所谓的地质队，高考前的那半年是在福建的三明市实习，我分到一个非常好的工种，分了一个钳工。过去的人都知道，8年出来钳工吃喝不愁，我是钳工，是最令人羡慕的工种，所以我就每天开始琢磨着成名成家的思想，成名成家就是8年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钳工。磨螺帽，半年没有磨好，很难学，还有挑钢钎的工件，现在都没有学会。
雷颐：我当过车工我知道，我想当钳工都没有当上。
周星：钳工是工人里等级最高的。
雷颐：那时有一句顺口溜“紧钳工，慢车工，吊儿郎当当电工”。我想当钳工都没当上。
周星：跟雷先生、张先生可能一样，在那个环境里你有了一个台阶，立刻精神的台阶就起来了，要读书，这个时候进了城，有机会买到过去我们上中学时吊儿郎当学的那些教材了。也把自己的教材和找来的破破烂烂的教材，能找来的都找来学习，我读的教材里有乱七八糟涂的各种字。目标下定了，工人不是我的最终目标，钳工还是要做，但是不妨偷偷摸摸开始考学，这时就想考学，一考上就上了贼船，就丢弃了美好的钳工梦，没有成就这个梦想，但是学了半拉子的手艺，然后就开始高考了。
主持人：三位决定要高考的时候，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雷颐：因为我当时要复员，就是抱着要高考。我家里人跟我通信也希望我复员，希望我考试，所以我家里人也都支持我考试。周围的年轻人，实际上大家都是在摩拳擦掌，都是在准备试一下，不管成不成，多数人准备试一下。但是我知道我的一些曾经一起下乡的朋友，有的当工人，有的结婚生孩子等种种原因就没有准备考试。但是我的很多朋友还是考试了，我的家人坚决支持我。
但是我父亲是学建工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觉得只有搞工程、科学才是救国、为国家做最重要的贡献。另外，只有那是真学问、真本事。所以，一看我考文科很不以为然，但是他知道我很早下乡，没有读多少书，也知道我不具备考理工科的水平。但是我第一年就考上了，还是一个重点大学，
吉林大学。我父亲拿到我的通知书多少有点遗憾，说你能不能这一年别上了，拿出一年时间好好复习数理化，以后再考个理工科。
周星：那时大学理工科是最好的。
雷颐：但是我知道经过文革，我的兴趣和我自己的知识储备、素养完全是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我说我不可能再去学数理化，不可能从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开始学起。所以，我还是上了。
主持人：最终听从自己心里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学科。
张鸣：我当然是考文科，因为数理化没怎么学过，那时课本特别薄，都没什么东西，就是几个干公式，中学也没考过试，怎么能考数理化呢？但是我的文科还可以，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知青，农场知青很多。文科还可以跟当地青年较量较量，基本差不多，甚至书看的还多一点。就一直想考文科，文科不行那就完了。
其实考之前，我父母是无所谓，我父母觉得这儿子特捣乱，老给他们惹祸，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所以没什么意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亲戚和朋友，还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根本没戏，77年甭考，考了也是白考。结果真白考了，政审被卡住了。
78年高考，亲戚朋友说还是不能考，还是没戏。还是有一些人乱出主意说，干脆改理科吧，理科好考。其实都是胡扯！我就听信了，文科之路眼看走不通了，谁知道形势怎么变？1977年冬天考完到1978年夏季高考，只有很短的时间，我理科根本不行，而且也没有时间复习，那个时候没有书，想复习都没有书。乱七八糟的资料，反正还是找了一点儿，还有一个知青原来想考，后来不考了，他还有一点东西，也很可怜的一本小东西，给我看了几眼，就这样去上阵了。
不过，我觉得1978年那时候我是超常发挥，考数学的时候，能把我所有会答的都答了，得40分。物理和化学都及格了，我算超常发挥了，真是超常发挥了。政治课，我是考试前一天到了农场厂部，不知道谁塞给我一个资料，那时考试已经很规范了，如果不拿这个复习资料根本不行，当时一晚我就复习，全背上了，就像印在脑袋里一样，这时考的政治课分数比较高，还高过录取学校30几分。但是没有用，谁让我报的志愿那么低，还是就上了。录取的时候我非常后悔，但是1978年有一个规定，不许反悔，反悔第二年不许考，那时哪敢违规，像我这样的人被整成那样，哪敢违规。
雷颐：78年还有一个进步，因为77年政审更严格，父亲有什么问题的都不能上。所以，1977年的录取，学校中央的政策就在变，下面也在强烈呼吁怎么还有这么严格的政审，就是因为我家庭是地主就不能上大学？后来报纸上还登了，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录取了胡风的儿子，胡风当时是最重的“反革命”，他的儿子都可以录取了，还有什么人不能录取？中国的进步，在那个阶段，1977、1978、1979是大踏步地前进，每天都日新月异。
张鸣：恢复高考之前，文革还不能议论，高考之后就思想解放了，就有口径了。那时是一天巨变。
雷颐：感觉春天突然来临了。为什么77年开始说恢复高考大家不相信，因为76年把是否要否定推荐制作为政治上重要的标准，所谓的攻击新生事物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文革，就是反革命，突然恢复高考带给人的震撼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给全社会都带来了震撼。大家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主持人：由于政审的原因，张鸣老师很可惜地丢掉了1977年就能上大学的机会，到了1978年的时候，虽然政策更加宽松了，可惜那时候又由于信息不畅，张鸣教授没有能够获得政审放松的消息，而选择考理科，所以张鸣先生最终进了一个自己并不很喜欢的专业。
张鸣：不是很不喜欢，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条路。
主持人：尽管是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专业，张老师最后还是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路，他是怎么选择的呢？我们下半时段再说。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各位网友欢迎回来，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嘉宾聊天室的嘉宾。一位是著名学者、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一位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星；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各位网友除了通过电脑参与，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sina.cn。我们接着下面的访谈。
刚刚两位教授已经讲完了，当时你们参加高考周围的人是什么反应。周星老师，您当时家里的亲人、朋友都是什么反应？
周星：当时我已经到了工厂，我的父母都松了一口气，说你能够做高级钳工，就可以了。到后来我从各个途径也感觉到，我要参加高考，因为我们家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他们说，行！你考吧，反正你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工作。
但是就像各位教授说的没有资料，因为他们在省城，我在边远的城市，父母帮我去跑，各个地方搜罗过去丢掉的教材，薄薄的课本拿起来学，读起来还很新鲜（笑）。
雷颐：复习资料中，最热的是文革前的教材。
周星：比较珍贵，千金难求。
主持人：给我们讲讲当时教材怎么样难找？刚才说文革前教材最难求，教材还分等吗？
周星：我们的教材跟雷先生的教材还不一样，我们的全部的教材都是政治性很强的，但知识都是很浅显的，再难也学不了了，那时文革的概念认为“白专”是坏的东西，向工农兵学习才是好的东西。有的人告诉我，真正高考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考上，是要拿文革之前老三届学的教材复习才可以，那是正规的教育体制底下延续下来具有稳定性的教材。我那时根本没找到这个教材，父亲的一个同事说找到一本教材，可以让你看一眼。我一看，哎呀！太难了，借了一天，赶紧就翻着看。估计雷先生会知道哪些教材更好。
雷颐：我其实上学也没有学，因为文革之前我小学还没毕业。我们那时上中学，连课都没上，除了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就是开大会。有一本油印的教材，都是写的数理化是资产阶级这样的言论，我们学的课本叫做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薄薄的油印的，讲水泵，就要讲一点水泵的原理，怎么出水，根本没有教材。
当时找文革前的教材是很难的，我记得所有的亲戚朋友，整个社会的人都在找文革前中学教材，那时教材更加稀缺，根本找不到。因为我姐姐都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初中生，我们家里已经没有那时的教材了，也是通过各种关系找一本两本，那时是如获至宝。并且当时都是谁有了，其他的复习高考的人就轮流着看，我今天用，你明天用，大家轮流地串。或者是我晚上用，你白天用，文革前的那一套教材。
周星：那时人还比较大公无私，如果是现在，人是敝帚自珍了。
主持人：那是非常珍贵的了？
雷颐：因为积攒了十年的教材很少。
主持人：张老师当时遇到的情况怎么样？
张鸣：我们的教材是这边列公式，然后下面有一道题解完就完了，很薄的一本书，我们老师上学期就上两页，然后下半年就把剩下的都上完了，又没有考试。就那样的东西我那时还丢了，我从中学毕业之后那些教材就扔了，就没有。这时有人印了一个，我也从其他知青手里拿了一个，像列表似的东西。
周星：比如，历史会梳理一下年代。
张鸣：我考文科时都没有教材，77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完全是瞎考。
主持人：就靠自己平时掌握了多少了，也没复习。
张鸣：我们农场场部有人办学习班，但是我没有办法上，我有工作，连长也不批我假，他们也不想让我考。我那个时候简直基本上没什么复习，惟一我认为的复习就是临考前的政治，那时真叫复习了一下，就那么几小时。
主持人：后来参加高考的时候，考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雷颐：我看到考场周围还比较正规，在一个高中里面。只是在考场上的人有岁数很小，还在高中里面，有岁数很大，各行各业都有。当时心里有一点感慨。
张鸣：77年我考初试的时候，最紧张的是第一场考作文的时候，紧张的我前几分钟手都颤，一个字写不出来。后来复试的时候，我说这哪儿行，他们告诉我安定可以安神，我就吃半片安定，上场就打瞌睡，死活要睡，从来没吃过这个药，后来没办法就使劲拿脑袋往桌子上磕，磕醒了，答题。
主持人：磕出包了吗？
张鸣：肯定是有包，当时没顾得上，就答题。
主持人：想了各种方法来好好考试。张教授，您当时考到了一个农学院是吗？
张鸣：黑龙江的八一农垦大学。
主持人：上什么专业？
张鸣：农业机械。
主持人：我知道您非常不喜欢？
张鸣：不仅是不喜欢，而且非常累，都是工科的知识，你这学期学不好下学期不要学了，因为下学期靠前学期学的东西解题，我每天8节课，将近做100道题，还不算试验。每天到晚上12点都没有睡，星期天没休息的。我后来想这怎么行？这不是胡闹吗？这样不累死了，后来我琢磨琢磨，发现这些题其实做几道就行了，剩下都可以完全不做，剩下都是加强的。我每次就做几道题，然后就抄，我就抄图，人家画好了，以后，我就抄过来一画就完了。（笑）
主持人：您后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与上大学的时候所学的专业并不相关？
张鸣：所以我还省出一点时间，除了上课之外，业余时间我就干别的去了，留点时间就把题抄一抄，考试之前找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他们都会整理，把各门课整理成一个东西、一个本子，我拿来以后，我说你们复习完了之后给我看半天。
主持人：看半天就考试了？
张鸣：就行了，因为之前我都学了，他整理得特别好，我考的还不坏，就这么混下来4年。
我最后不改行了吗？大家都不同意，同学、老师都说你不是荒唐吗？咱们学得是个本事，多少会修拖拉机，你这个玩意儿不是狗皮膏药吗，老师更痛恨（笑）。
雷颐：就像我父亲的观念，文科的东西是狗皮膏药。
张鸣：老师最痛恨，说这不是搞狗皮膏药吗？
张鸣：我们学校的领导说这个人能讲，历史知识多，说你就在教研室。还有一个选择是到农场当技术员。这两个我都不喜欢，但是比较起来，说算了，还是改吧，就到教研室了。我一上班周围的人就瞧不起我，说大学毕业还到教研室。后来我就不服，闭着眼睛考了人大的党史研究生，这是隔了一年。
主持人：隔了一年考党史的研究生。
张鸣：我当时想，原来这还可以做学问。原来一直想当作家，我说写小说、写剧本还用上大学。后来发现不行，我写稿子老给我退，因为政审，到我们团部核实身份，团部说这小子是反革命，不行。把我逼得要走出农场，上大学那四年我还是有作家梦，之前还写了好多小说、剧本。其实说实在的，这四年中间还是看了东西的，文化接触的很多，后来觉得不对，一把火把我写的东西给烧了。
主持人：作家梦就是在大学四年中间给搁置了？
张鸣：就破灭了。当时我觉得我更不怎么样了，就开始做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学问了。
主持人：雷先生，您现在从事的是不是跟大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雷颐：我特别爱读书，在文革中禁书的那个年代，我们有一帮朋友悄悄在一起读各种各样的书，包括一些小说、俄罗斯的小说、文革前的小说，甚至一些哲学著作，当时公开可以读的马列著作我都读了，包括毛泽东著作，还有其他一些，想办法找了一些，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读。我最感兴趣的是哲学和文学，跟张鸣一样，因为当作家梦特别强烈，我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两个专业之间无法取舍，又想当作家，又想当哲学家，但最后还是当作家梦稍微强了一丁点儿。我们这一代人受高尔基《我的大学》、《在人家》影响特别大，作家搞创作，在社会上去闯荡，那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又想上大学，我想了一个什么专业呢？考古。我对考古一点兴趣都没有，但考古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田野，确实下乡这么多年，又当兵，下乡的时候什么修水库、做小工，我们这一代人是比较野的，不是像在教室里能够坐下来的，就想到社会上去闯荡。我想考古挺好，到社会上、田野里挖掘，回来别人就搞考古研究，我就进行我的创作。结果那年考古是文科中分数最高的，因为考古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大家觉得那还是跟意识形态的东西相隔最远的。
主持人：是最安全的学科。
雷颐：对。当时考古是历史系下的一个专业，我的分数达不到考古，就转到历史，就这样走上历史研究的这条路。其实当时我父亲想让我考理科，我自己想我如果考理科会报考地质，因为地质能够在田野里到处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有帮助的。我当时说如果文科就考古，到社会上跑。如果是理科，就是地质。
主持人：都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
雷颐：最后也没有实现。
主持人：最后学了历史，成为非常著名的历史学者，这条路应该走得非常完满。
雷颐：还可以。
主持人：周星老师您进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和现在做的工作相关吗？
周星：我们那一代人可能一个信念都很明确，想上大学，但是选专业跟现代大学生可能有相近，那时是自己选择，但是专业的选择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关系经常是支离破碎或者是曲折的。我上大学，在福建那个小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我们认大学只认上海，就是长江以南，上海最好。我上大学学的是北师大中文，中文在全国，北大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梦是哲学和历史，我的梦最好的学校是
复旦，全国最好，其次就是厦门大学。但是因为报名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报名，第三志愿是中文，也填了一个北师大，因为师范大学省办是第一次录取，说给你报了北师大中文系，我根本不清楚中文系是什么，我是想做哲学和历史。哲学和历史是很思辩的，但是上了一个中文系。后来学了，觉得挺有意思，学完中文就毕业留校，又考研究生。十年之后我就转成艺术的这个专业，从转到影视学开始，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我是这么变的。变来变去，一个人一生总会在游移中慢慢触摸到你有潜质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你可能慢慢找到位置。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网友的留言也非常多，我们只能用最后的时间回答网友的问题了。
网友：想问问三位，回望高考，它给你们带来了什么？高考当时带给你们的东西，以及最后你们所走的路，结合这两个方面来思考，高考是不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方式？
主持人：两个问题，按照顺序来，张教授先来。
张鸣：高考把我从农场里拉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改变是巨大的，要不然你就在那个地方呆着了。虽然我上的学校不理想，但毕竟还是进入另外一个圈子，进入另外一个群体，你是大学生了，那时比较少，这个对我改变很大。
其实就我来说，当初我的环境如果不是那么恶劣，可能我未必会考。实际上我现在回顾起来，我所谓的学问也没有在学校里学过什么东西，我不像这两位，像雷颐和周星，他们两位都是接受过很好的科班训练，我基本上没有。所以，我认为不见得只有高考才能成才。
主持人：雷教授？
雷颐：对我个人而言，当然上大学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个人选择很少，好比说如果是一个农村青年，恐怕只有当兵，当兵要不提干还要回去，做工人是没有农村青年的份儿，高考恐怕是广大农村青年，上个大专或者是中专都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下过乡，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刻，高考当时几乎是唯一的渠道。从前大学生就列入干部的行列，在当时社会节奏中只有三个行业：工人、农民、干部。无论是医生、工程师，都是属于干部，这是一个重大选择。
当然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整个开放了，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到城里打工，有的还可以农民企业家创业，已经不是当年对于农村青年上大学是改变命运惟一出路的情况。
我们今天讲的公平和效率，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某种隔离，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现在起码证明了废除高考，执行推荐制度是既不公平又无效，高考考试制度，在这一点上，是相对而言既公平又有效率的一个制度，很难得有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制度。
周星：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认为高考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方式。对于那个时候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包括我们三个人，高考只是指上大学，不是你选专业，上大学成才，对那个时代来说，甚至对这个时代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改变命运的方式。所以，观念上我一直觉得高考是改变人的观念，不说是惟一的途径，对现代社会来说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途径，因为你如果没接受高等教育，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包括我们看到没上大学的人，成才的比例数和上大学的成才比例数差距太大。对现代人来说毫无疑问必须受到高考和文化的选拔，所以高考的价值不说是惟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对所有时代来说，恐怕上大学至少是改变观念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方式。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也非常感谢网友的关注，谢谢，再见！
注：本文刊发于2007年05月25日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