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右）、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做客新浪2007年高考又将如约而至，今年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来，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回望1977年12月11日-13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豁然敞开，全国570万有志青年纷拥而来，踏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因此，那场高考被称作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那么，这个拐点是如何铸成的？高考又如何改变了那代人的命运？不断变革的高考制度将走向何方……为此，本网将推出“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敬请关注！
2007年5月21日10：30， 30年前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做客新浪与网友交流，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新浪嘉宾聊天室。两位老师网友打个招呼！也请介绍一下当年两位所在的岗位。
潘际銮：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当年也在清华教书，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与了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1977年8月4日“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讨论了恢复高考问题。
杨学为：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我1977年之前在东北师大当教员，当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参与了一些恢复高考文件的起草工作。
主持人：为什么在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有哪些现实需要，必须恢复
高考招生制度？
潘际銮：我在清华大学工作60年了，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都很正常地进行教学，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整个学校就乱了，我们这些老师都成了批斗的对象了。从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就是从各个地方选拔一些青年，插队的，工厂的，部队的。没有什么业务标准的要求，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只要地方一保送我们就收。这个政治可靠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问题就是到后来变了味了，就是所谓政治可靠就是你跟单位的领导关系好，他就把你推荐出来。所以有的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中学程度的也有，小学程度的也有，甚至是文盲都有，都一起搞到学校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的学生。
我还是老师，虽然被批斗，还得讲课，讲课嘛，当时的口号，第一个就是“上管改”，工农兵学员到了学校以后要“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我们这些老师成了被管的，被改造的对象，但是还要给他们讲课，学生听不懂，就说明你老师不行。比如说我讲课，因为我搞焊接，我讲电焊机跟自动化的这些东西，当然要给学生打基础，因为有的学生就是小学，他甚至什么叫电路也不懂，什么叫支流电路，什么叫交流电路都不懂。可我刚讲几堂课，他们就讲：“你怎么又搞资产阶级一套？讲的都是人家听不懂的东西！”当场就批判我，甚至我讲课的时候，就有学生拍桌子站起来训斥：“你讲的什么东西？”那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干吗不对着机器讲，在黑板上画的乱七八糟，因为讲电路总是要画线路图。我说好吧，我们就结合实际，因为我们楼上是教室，楼下是实验室，实验室就有很多机器，我说好，咱们下一堂课就到机器那个教室讲。我就把机器打开，我说这是
发动机，这是变压器，这样一讲他们就更不懂了，因为在课堂上还是讲的基本的东西，到了实验室就是讲实际的东西了。他们听不懂就还批判我：“你还在搞资产阶级。”
主持人：潘院士的经历已经说明，当时的大学现实教学工作已经到了混乱的地步，必须要通过恢复高考来把大学生的素质提升上来。
杨学为：刚才潘老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大学招生没有文化水平的要求。有一部电影，可能你们年龄小，不知道看过没有，里面反映过这样一个镜头：举起手来，什么叫上大学的资格，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这就是当时上大学的文化水平。
所以刚才潘老师说的大学根本没法上课，我以前还在东北师大当教员，我不是像潘老师这样讲理工科课程，我是讲文科的，照样听不懂，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很差，所以很多东西听不懂。邓小平讲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话，必须改革教育。1977年5月他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他提出要恢复高考。
主持人：刚刚说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开课，成了恢复高考的现实需求，此外还有哪些历史必然因素要在当年恢复高考制度呢？
潘际銮：从1950年解放一直到1967年，这17年的高等教育跟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文化大革命认为整个高等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不行的，是黑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必须彻底扫除。在这种情况之下教育怎么恢复？四人帮倒了以后，别的战线拨乱反正，唯独教育路线，认为还是错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要拨乱反正，也只有邓小平站出来。
主持人：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也应该说是促成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杨学为：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已经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中国人民也不再愿意过动乱的生活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有人才，迫切需要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大学如果不改，那样的学生进来根本不可能培养的，1975年邓小平跟胡耀邦有一次谈话，就讲过；这种水平上大学就不要叫大学了，大家可以看《邓选》的相关记载。
主持人：潘院士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1977年参加了科教工作会。也就是在那场会议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第一个提出了恢复高考。请给网友介绍一下当年的科教工作会的情况？
潘际銮：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的时候抓科教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召开了科教工作会。参加科教工作会的代表大概有一半是科学院的，一半是高等学校的，共30几个人，科学院领导跟教育部领导都参加了。邓小平说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怎么使得中国四个现代化搞的更快，经济发展的更快，教育发展的更快，目标就是请大家谈这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教育怎么发展。
这个会上大家纷纷发言，发言的内容很多了，各方面都有，有的是讲文化大革命中，教育跟科学遭到什么样的破坏；有的是讲到当前学校的现状；有的是讲到个人经历……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前教育再这么搞下去，中国就要完了，就没有人才了，而且会出现断档的情况，我们现在这批人一死，底下没有人了。所以就激烈地呼吁要改变教育制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改变招生制度。
主持人：那您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潘际銮：我讲
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教育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教师受到什么迫害，当时的教育状况怎么样，实际上根本谈不上培养人才，也谈不上培养质量，这么下去不行，是这么个意思。
主持人：当时这个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说了什么？
潘际銮：我非常佩服邓小平，整个开会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听大家的讲话，很少插言打乱人家，我们开了五天会，8月4号到8月8号，五天会他就坐了四天半，有半天他接待外宾去了，他说今天不开会了，我要接待外宾。其他的四天半他全部倾听大家意见，只有最后半天他总结意见。听完他的总结意见以后，我觉得我十分佩服邓小平同志，他的思路非常清楚，把大家意见归纳以后提出的方针政策确实给科教事业指出了新的道路，所以那个会开完以后我是非常兴奋的，也非常高兴。
主持人：他总结发言里面都说了一些什么，还有印象吗？
潘际銮：对于恢复高教制度是很清楚了，他就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是不是可以恢复，是不是晚了？因为我们是8月份开会，一般高教统考是7月、8月考试，他说晚了，来得及来不及改？刘说还可以来得及，后来大家说是不是推迟两个月高考？所以第一届，77届是冬季高考，春季入学，那届招的人比较少。
主持人：杨老师，您当时参加了哪些会议？亲历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哪些工作？
杨学为：邓小平复出之后，教育部决定要开招生工作座谈会，5月份在太原开了一个，那一次基本上维持了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那一套，大家很不满意。
主持人：当时还要推荐上大学？
杨学为：对，还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老办法，大部分是走后门的，不合格的，参加会议的人员很不满意。恰恰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开了科教座谈会，大家强烈呼吁要立即改革文革期间那种推荐保送的办法，要恢复高考制度。邓小平当时就表态推迟半年招生，教育部前部长刘西尧后来有一个回忆，说那是开会以来第一次全体鼓掌欢迎，就是邓小平当场拍板决定。
科教座谈会结束之后，邓小平决定重开招生会，我们又立即准备重开招生会，先到北京饭店，然后前门饭店，最后友谊宾馆，这个会开了45天，最长的一次。建国以来惟有1977年开了两次招生会，第二次北京招生会开了45天。
主持人：据说，是从夏天开到了秋天，有一些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衣服带的不够，还让家里寄了衣服，是吗？
杨学为：对，因为开会的时候是8月中旬，北京正热，散会的时候就9月末了，冷了，有些来的同志已经冷了，让家里寄来点衣服。
主持人：为什么要开这么长的会呢？
杨学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时文革还没有否定，大家的思想还都停滞在文革后期。
潘际銮：认为高等教育还是黑线。
杨学为：参加人员的认识也不一样，像知识分子，大学里来的，可能像潘老师这样的一些认识，还有一些同志要维持那一套，所以会上的争论很大。
潘际銮：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主持人：大概在会议进行到多长时间的时候，大家能够统一意见，说今年我们就要按照分数进行
高考招生？
杨学为：会议争论的很多，往往都是反复那么来争论，我觉得会议开的长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当机立断，应该跟着邓小平的那个指示去当机立断，这样会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没有必要讨论那么长时间。就是大家在那儿争论，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部领导的态度。等到后来，终于在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一个初步意见，报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是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教育部就把这个意见报给他了。他看了之后找教育部的领导谈过一次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个会议起草的文件很不满意，当时说的话很严厉，对起草的文件里面也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些内容在《邓选》中也有记载。
主持人：有哪些方面他不满意的？
杨学为：我记得他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政审的条件，我当时在文件起草小组，是负责起草文件的，我作为一个教员也是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不行了，是要改的。但是改呢，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我们对政治条件写的很详细，乱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写上了，鸡毛蒜皮的事，邓小平看了之后我记得连说三个：“繁琐！”，三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抹掉，政审条件全部抹掉。这个表现了他对文革期间极左的那一套，所谓血统论的厌恶，然后他重新起草了一段。后来教育部给国务院再上报文件的时候就照抄了邓小平的原话。
主持人：他原话里面都写了什么内容？
杨学为：都是很基本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就是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的变化。
主持人：他上报给国务院的文件最后叫什么名字？
杨学为：《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
主持人：总结起来，做了哪些改革？
杨学为：应该说这个文件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文件，完全否定了文革中间极左的错误路线那套，应届高考毕业生也可以上大学了，这个不得了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不用劳动两年都可以上大学了，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上，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其次，就是要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这个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的。再一个就是政审的变化，应届可以考了，要考试了，政审变了。
主持人：时间进行到一半，再次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新浪嘉宾聊天室的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老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老师，两位曾经作为亲历者参与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的工作。
刚刚已经谈了政策制定的过程，政策制定完了就要发布了，当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杨学为：10月5号政治局常委讨论，10月12搞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文件下发，当时不是说发了文件马上公布，不是这样的，各新闻媒体要统一步骤，10月22号统一发布，新华社发布文稿，所以群众知道是10月22号。
主持人：潘老师，您当时是通过报纸看到这个消息的吗？
潘际銮：我是早知道，但是杨老师说的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我们认为当时邓小平拍了板就做了，最后恢复高考我们觉得很自然，当中这个争论过程我都不知道。
主持人：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参加了当年的科教工作会，别的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评论吗？
潘际銮：都非常拥护，觉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不行，那么搞的话，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就要完蛋了，中国的人才也没有了，我们所有人当时痛哭流涕，说我们这辈人下去就没有人了，确实忧国忧民。所以邓小平那个思想大家非常兴奋，公布那个消息大家自然就很高兴了。
主持人：10月22号全国报纸发了消息说可以恢复高考，当年的高考好像是定在了12月11号，是吗？那当年为什么我们非要定在1977年的冬天考呢？
杨学为：邓小平说要早出人才，要快，要不是邓小平的话，别人没有这么大的魄力。
潘际銮：这也是我们那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说如果今年再不招生，工农兵又来一批，到时候又是小学生，中学生。
主持人：当年的高考是分省考的，为什么？
杨学为：因为推迟了半年，时间非常紧迫，全国统一出卷来不及，而且77年的时候全国没有统一的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物理课，化学课，都是学的农机，化肥这些东西，所以全国统考是不现实的，就各省考试。
主持人：在各省组织高考的过程中，组织方式上有区别吗？
杨学为：非常紧张，因为10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什么地方，谁会组织考试，考场怎么组织都不熟悉了，印卷纸在什么地方，够不够都不知道，所以当时非常紧张，都是倒计时排的，各省工作倒计时安排。因为不是全国统考，所以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样，大部分在12月份。
主持人：当年有570万的考生报考，这个教育部事先想到了吗？
杨学为：那个想到了。
主持人：想到这个数字了吗？
杨学为：开招生会的时候，因为积压了十年，有两千万下乡知识青年，初中毕业就可以报考了，当时估计有几千万人会报名，所以当时最担心的是印卷子的纸不够，570万，虽然这个数字相当多，但是并不是超出了我们当时的估计。
主持人：有一个报道说，当时为了印考卷都动用了毛选五卷的印刷用纸，是这样吗？
杨学为：文件发布之后，各省在准备过程中间，我记得有几个省打电话到教育部问，可不可以用毛选五卷的纸，当时教育部经过请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选五卷的纸。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对这个事情有段考证，他说在高考的时候，各省毛选五卷都已经印完了，所以他说所谓动用印毛选五卷的纸，也应该是印完了之后剩余的纸，所以不应该认为高考不得了，什么都让步，还不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570万的高考报名认输，除了带来了考卷印刷用纸不够这么一个困难，当年还给高考带来了什么压力？
杨学为：考场都在公社这一级，分散的很厉害，组织工作很困难，评卷子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大地方评卷子，所以当时分两次考试，先是地区这一级初选一次，按照招生计划人数的三倍初选，比如招20万，就要初选出60万来参加全省的统考，全省统考之后再按照计划招生数录取，所以是分两次考，等于地市这级先考一次，叫地市初选。
主持人：然后再在全省考试？
杨学为：对。
主持人：那1977年高考考了什么？
杨学为：因为文革期间没有学物理化学，都是学农机，化肥这些东西，所以理化合成一科来考，史地合成一科来考，数学、语文、史地、理化。
主持人：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区别就在这。1977年考完阅卷之后，发现考生考的情况如何？
杨学为：当时教育部发过好几期简报，就是考生的卷子拿来之后，评阅老师非常气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学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没有学什么东西，有的考生没有答卷子，在上面批判四人帮，说文革期间没有学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懂，就写的这些东西。
主持人：因为好多年没有学习，当年好像数学难倒了很多人，有考的特别低的只有几分，是吗？
杨学为：对，有几个学生我知道的，77、78、79连考三年都没考上，81年才考上。他不是不聪明，是因为文革期间根本没有学习，利用这几年重新学习了中学的课程，然后到81年考上了，是这样的。
主持人：连考了好多届，这应该还是比较有毅力的考生了。从教育部掌握的情况看，像这样连考好几届的考生很多吗？
杨学为：对，当时应届的可以考，高一的可以考，高三的可以考，下乡的可以考，回乡的可以考，面非常宽。
主持人：考试完了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招生的阶段？
杨学为： 12月初教育部就基本上掌握情况，各省的考试就完了，然后开录取工作座谈会，研究录取的政策，录取应该是在12月末，应该在78年春天就入学了，你看当时的照片考生都穿着棉袄。
主持人：招生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问题体现出来了吗？
杨学为：招生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我记得的就是政审，因为17年的冤假错案没有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没有改，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些学习很好，也没说不让他们考试，他们参加考试了，考试了之后，分数都知道了，可以被录取，但是政审不合格，这个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又不是教育部可以解决的，教育部管不了政审，比如说冤假错案，右派平反的问题，这个教育部解决不了，所以当时最大的矛盾是这个。
我记得江苏省当时的招办主任叫胡新善，给我讲过一个例子，我听了之后眼泪都流出来了。录取的时候，江苏省招办主任胡新善看一个考生考试成绩不错，他父亲是江西的红小鬼，参加长征，但是是现行反革命，被枪毙了，他的儿子参加高考，政审不合格。
招办胡新善主任就觉得，红小鬼参加过长征，怎么会成现行反革命呢？他就有怀疑。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大食堂里遇到常州市招办主任，就跟他说，谁谁谁，是这个考生，这个孩子成绩很好，政审不通过，具体情况你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招办主任说好，就完了。
第二天早晨吃饭，胡新善又看他还坐在那儿吃饭，就气的够呛，因为录取一会儿就几百人过去了，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不录取太可惜。因为没搞清楚，就跟这个常州市招办主任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办了吗？常州市招办主任说我已经回来了。从南京到常州，不像现在有高速路，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汽车，他回去要找五、六个人，因为政审要改，要找五、六个人都要盖章子的，连夜改完，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回来，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后来搞清楚这个人怎么回事呢？考生的父亲1959年说了类似于彭德怀那样的话被打成右派，因为他从来都不服，所以文革期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还不服，就被枪毙了。这个例子我感动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做这么深刻的变动，是靠招生战线上的大批同志他们的觉悟，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对考试事业的热爱，是靠这些人才把这个工作完成的。如果不是胡新善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个同志连夜赶回去把章子盖过来，这个孩子就完了。
主持人：当年因为政审不合格但是经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又重新进入大学的情况，有多少？有统计吗？
杨学为：非常遗憾，因为当时忙于手头的工作，各种资料都不完全，考生的成分，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学生多少，这样的统计都是很粗糙的，没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教育部当时的学生司已经恢复了，日常处理大量的问题，我们直接干预的问题都是政审的问题。凡是我们知道的，根据我们的政策水平根据我们的能力去解决，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解决不了的就没法说了。
主持人：当年还有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扩招，还有一个是走读，这是怎么回事？
杨学为：77年考完了之后有很多学生考的都很好，特别是66、67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是61年以后上的高中，他们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经过下乡锻炼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学习，所以高考之后这批孩子考的最好，当时的计划招生数很少，考生考的很好，但进不了大学。这个情况邓小平就知道了，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说能不能够增加一点招生计划？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扩大招生，就是录取之后又再追加计划，扩大招生。
当时教育部门说主要困难是大学里没有宿舍，学生没地方住，食堂也装不下。扩大招生没地方住怎么办？邓小平说，就走读。我记得海淀走读大学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主持人：潘教授，1978年春天清华招了多少学生？
潘际銮：清华第一年招的比较少，可能一半，我们一年大体上招两千人，那一年招一千人，大概这样的水平，所以77届的人是最少的。
主持人：为什么那么少呢？
潘际銮：我想是条件的问题，因为我们当年学校还有75年入学的，还没有毕业，还在校，所以宿舍什么都比较困难。
杨学为：主要是没有宿舍，因为十几年文化大革命，学校也没有盖房子，房子还少了，当时的青年教师也结婚的，有的生孩子了，就把学生宿舍占了相当一部分。
主持人：我看到一个评论，说77、78届是我们大学生有史以来最最勤奋的大学生，潘院士你认同这个评价吗？
潘际銮：我完全认同，因为他们文化大革命期间，很艰苦的在基层劳动，做工，做农民，得了这么一个好机会不容易。另外，他们在那种条件下能考上大学，说明这个学生是比较勤奋的，正好进来以后他也确实表现这批学生比较勤奋，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也比较强，应该说77届、78届这方面是比较强的。现在很多中坚分子，骨干，我们科教界的骨干，这批人是占了很多的，相当不错。
同时补充一下，应该说自从恢复高考以后，75届的学生也开始努力学习了，刚开始他们就是造反，后来认认真真学，所以75届出来以后他们是学了一些知识的，但是前头的学员应该说学是学了，但是没好好学。
杨学为：77年上大学的这批人现在在相当多数的部门都是领导人，是骨干分子，比如教育部考试中心现任主任戴家干，77年从内蒙上来的学生青年，刚才我说的刘海峰，他也是77年考取厦门大学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也是77年的。
主持人：好！1977年的那场高考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再来问一下1978年的那场高考，78年的高考制度有没有在77年的高考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呢？
杨学为：78年和77年最大的区别就是全国统一考试，77年的冬天教育部统一组织制定了高考复习大纲，这个复习大纲发下去之后，成为各地复习的依据，然后成为第二年78年高考命题的依据，就恢复了全国统考。
因为77年的争论太多，关于考试的问题没有什么讨论，所以78年的招生会议上主要的是争论了恢复考试是不是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有的同志就担心恢复考试之后是不是又犯错误了。但这种思想受到了批评，大部分人还是认同恢复高考招生。这就是1978年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再回望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两位有什么评价？
杨学为：恢复高考2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部搞了一次征文，这个征文结束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一个结束语，那个结束语说：征稿发出之后，稿件像潮水般涌进编辑部，几乎异口同声的说感谢邓小平，说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随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引用一个教育家的话，原话记不清了，可能不是很准确，意思是绝对这样的：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挽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恢复高考25周年的时候也开过一个座谈会，我有一个比喻，牛顿说给他一个支点他能撬起地球，如果把这个地球比做四个现代化的话，这个支点就是高考，恢复高考拨乱反正，整个教育战线风气为之一振。前几天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时候，教育部又开了一次座谈会，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没有当年的高考就没有今天的盛世。我觉得20周年人民日报的，还有我的支点的比喻和刚才我说的姜钢的话，都说明了当年恢复高考对中国目前的强大，崛起，四个现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有一个数据可以印证您刚刚的说法，30年来，高考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那潘教授，您有什么想法？
潘际銮：恢复高考以后，我们选拔培养的人才是我们当前科教界的骨干分子，很明显，我们学校现在的系主任教授基本上是78届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如果让工农兵上来根本当不了教授，也做不了。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在呼声很高，说要取消高考，两位怎么看？
潘际銮：我的看法是这样，高考是绝对成功的，但是高考走到30年以后，也有弊端，弊端是什么问题？就是当前我们整个教育制度走独木桥的问题，而且有一个选拔人才一刀切的问题。我很赞赏一个提法，叫因材施教，现在没有提这个，我们现在一刀切，很多人才出不来，这是我们的弊端。但不是高考制度恢复错了，是现在的高考制度应该改革，这是我的看法。
杨学为：我认为可以分为两句话，第一句话，高考是绝对不可以废除的，历史已经证明，恢复了高考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我认为表面上看高考是大学招生的考试，实质上它是中国基础教育完成之后，劳体一次大的分工，没有这个分工就是走后门，一定是社会的混乱，没有公平公正，教育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废除的话，纯粹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没有认真考虑的一句话。第二句话我同意潘老师的，绝对要改革的，没有因材施教，今年一千万人了，一张卷子去考，无论什么样都用一把尺子衡量，应该说扼杀了革新，不会有创新了，所以考试的方式是需要改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聊天室，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谢谢，再见！
注：本次访谈于2007年05月21日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