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罗生门！涉事多方各执一词，共青城赛龙之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江西共青城之后的遭遇引发轩然大波
但事情真相远非该文章中叙述的那般黑白分明
2010年11月，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工业园区，赛龙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手机芯片生产作业。图/视觉中国“共青赛龙死亡”事件罗生门
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共青赛龙”）和江西省共青城市在这一周被聚焦，始于钛媒体10月30日的文章《创始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死之谜》。
文章讲述了这家深圳民营企业入驻共青城市的过程。其从当地的创汇大户，到遭遇地方银行的缩贷而陷入危机，此后的五次重组都因个别官员的不当介入而失败，最终企业“死亡”。创始人代小权则经历了被拘禁、被索要股权、被以个人“逃税”罪名抓捕。今年7月20日，代小权再次被逮捕，罪名是“公司逃税339万元”，其作为法人代表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文章直指，这中间牵涉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等多方面非法利益网络。多家媒体为此赶赴现场，时间正是共青赛龙“逃税案”二审开庭的前两天。
11月1日上午将近10点，代小权个人和公司的代理律师四人也从成都赶到共青城，《中国新闻周刊》随其进入德安县看守所，试图了解他们与代小权在二审开庭前的会见。
而当晚，原计划次日上午9点半由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开庭的二审临时被取消，改期未可知。11月2日当天，政府相关人员被召至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事发期间挂职共青城市副市长的詹政也从深圳赶回共青城。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当天江西省委督查组来此调查此事，进行了一对一谈话，并查看相关资料。詹政称，自己在2013年11月初至2015年11月初经手赛龙重组时，都按共青财投（股东为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包括接受开发区委托承担投资、融资、运营管理任务等）和债权银行的要求每天做日志，所有的材料一共两万多页，还有光盘，已一并上交了省委，这些能证实并无钛媒体文章中所提及的相关不正当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向代小权代理律师谢民、两位赛龙公司代理律师、詹政、相关政府部门和赛龙公司高管分别进行了了解，他们对此事给出了不同的声音，也有部分相互印证。而截至目前，除了代小权和赛龙公司的律师方的举证外，政府并未公开出示相关证据，事件的全貌仍然难以钩织。
获政府2亿元融资、700亩用地
2010年8月6日，共青赛龙在江西省共青城成立，注册资金3亿元，法人是当年29岁的海归博士代小权。
就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共青城被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县级城市。《共青城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共青城市扶持手机产业发展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优惠颇丰。
在当年的新闻中，手机产业被列为当地的重点产业，已有10个手机项目签约落户，合同金额达到28亿元。据报道，一个10000亩的手机产业基地正在规划中，将招项目的策略变为招产业，同时引进8家相关企业形成配套体系。
赛龙手机项目便是其中之一，报道称，引进的三个月内，已完成销售收入1亿元。当年共青赛龙可以完成的销售收入被定为5亿元，次年完成40亿元，而到2012年可达100亿元。同时，50家深圳的手机企业相继来到共青城考察。
“当时我们到深圳，跟很多类似的手机生产商对接，贴牌的也好，山寨的也好。”共青城高新区管委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彼时，成立于2002年的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赛龙”），因为手握摩托罗拉、飞利浦等知名手机品牌的大量订单，被共青城市政府所看好，共青赛龙作为其全资子公司入驻共青城。“这家企业把投资12亿元的生产基地设在了共青城。”这是当时公开的说法。
作为乙方的深圳赛龙，投产之日起三年内，甲方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管委会从专项资金中给予80%的税收奖励扶持，并同意通过银行或其他融资平台为深圳赛龙在共青城的公司解决2亿人民币融资，以及提供500亩工业用地和200亩优惠商业用地，其中100亩在工业新区，100亩在鄱阳湖畔——这些都体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深圳赛龙和管委会的《投资合同补充协议》中。
其中的特别约定条款里，深圳赛龙承诺了2010年实现主营5亿元收入，而作为奖励，管委会要一次性给予其500万元人民币。而次年，完成主营收入30亿元，并将对应税收全部留在共青城，管委会则再一次性奖励500万元人民币。
按协议，深圳赛龙的子公司共青赛龙在当年9月组建三条生产线正式投产，电子标准厂房和办公配套用房在共青城创业基地内，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免费租用一年。
2017年11月，江西省共青城工业新区内的赛龙新厂区宿舍楼。该楼于2011年开工建设，在 2013年左右彻底停工，至今一直是烂尾工程。 摄影/毛翊君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赛龙发展势头正猛。对于钛媒体文章中提及的，共青赛龙是该市纳税和创汇第一大户，共青城市政府表示认同，时间为2012年度。但政府根据审计报告指出，其当时的最高年产值并非40亿元，而是20.18亿元。
对于这场入驻，代小权告诉律师谢民，是深圳赛龙主管经营的工作人员祝敬海所牵头，并称此后多次收到检举称，祝敬海与共青城政府官员有收取巨额回扣的秘密协议。
工商信息中显示，祝敬海的身份为深圳赛龙和共青赛龙的监事。谢民声称祝敬海已经失联，代小权也联系不上此人。而《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了祝敬海本人，并问及这次合作的缘由，其称自己在2013年已离开公司，一切证据都在政府处可获悉。
“当时代小权有意寻找生产基地，祝敬海就是替他落实选址的。”上述不愿具名的管委会负责人称，“那会儿，我们园区有一个企业得到了这个消息，中间相互传达了信息，我们就对接上了。”而詹政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此前并没有接触过祝敬海。
赛龙危机的另一个版本
投产的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代小权先将三条生产线扩展至六条，全部用于制造手机主板的STM（高速贴片机）。
“当时摩托罗拉在中国有300亿元的订单，准备给赛龙100亿元。赛龙的产能达不到这样的需求，就增加生产线。”上述管委会负责人称，因此代小权又在500亩工业用地上建了三栋宿舍楼，每栋6000平方米，三栋厂房每栋1万多平方米，“新厂房的布局是按照18条SMT生产线做的，每条的价值大概是1000万元。”这位管委会负责人说。
《中国新闻周刊》在园区中看见了这些厂房和宿舍。三栋宿舍由灰色砖墙构建成了主体，其内空无一物，三座厂房周围遍地野草，其中两座只有框架，最北的三号厂房围了墙面，均是烂尾工程。
负责三号厂房施工的江西共青城市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周波称，是2011年与共青赛龙签的合同，于当年12月开工，“按照合同，总造价应付1060万元，他们到目前只给了890多万，还欠200多万。”因为遭到拖欠工程款，该施工方便边做边停，到了2013年基本全面停工。
深圳赛龙法人代表王何忠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了工程款的支付困难问题。王何忠与律师谢民均将此时的资金链问题归结为共青城金融机构在2013年10月的突然断贷，抽减了“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
代小权也对律师称，当时订单足够，如果不是断贷，不会造成9亿元海外订单无法完成。而事实上，2013年之前施工方断断续续的停工，已经表明共青赛龙资金周转有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获取一份政府内部对赛龙问题的说明。其中，将共青赛龙当时的停产表述为“主要原因是核心客户被谷歌收购，订单缺失”。并给出了数据说明其公司从投产开始，四年累计亏损3.07亿，资产负债率达到200%以上，且因欠债造成多起群访、跳楼等恶性事件，欠江西省内银行等市场主体7.36亿元，银行纷纷缩减贷款。
该文件中还透露出，时任分管金融的江西省副省长专程到赛龙调研，指示要求各金融机构不抽贷、不压贷、不减贷。而在当年8月，省政府分管秘书长主持召开了关于共青赛龙融资问题的协调会，要求保证赛龙在各金融单位的征信记录良好。随后，九江市财政和共青城市财政各出资4500万元，用于共青赛龙倒贷，也就是“借新还旧”。
“仓库里备的原材料大部分是摩托罗拉的，一旦订单没有了，原材料别的手机用不上，现金流就断了。而这时，增加生产线、添加设备还一直有资金成本。”上述管委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詹政就是在2013年11月，被省委组织部安排到共青城市挂职副市长，材料中称是“应共青城市委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申请”。
“赛龙交给我手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困难帮扶期。”詹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于他的调研了解，“代小权的生产管理能力不行。一个设计型企业需要创造力，他的监管是宽松的，而一个制造型企业是需要成本控制的，他没有本领兼顾二者。”
詹政称其所见到的共青赛龙生产线是，“订单来了之后，必须把全部原材料备齐才能开始生产。一旦有了新订单，又要再次备齐原料，接的订单越多，积压的原料就越多。他的生产模式是全库存，而很多高级手机制造业，不但是零库存，而且是负库存。”他讲述了库存积压的程度：订单刚拿到，第一步所需的原料还没准备，但是包装材料、纸盒已经堆满仓库，而后因为没有资金，又接下新的订单，如此循环。这就是赛龙危机的另一个解释版本。
股权之争疑云
对于代小权的经营管理，负责赛龙三号厂房的施工方江西共青城市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周波举了一个例子来印证，“我们一般的公司请保安，就是开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他们花每人五六千元的工资成本，请了三四十个保安。2013年左右，就慢慢减少到一二十个保安。”
在共青赛龙鼎盛的2012年，在江西当地招工3000人左右，总员工人数达到5000余人。2017年11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共青赛龙的办公区看见，此处已是人去楼空，原本电动的伸缩铁门直接用手就可以推开。仅有一位在2012年左右入职的员工留守打理水电，他称，公司还欠着好几个月的工资。这几年，共青赛龙员工以各种手段讨薪的事情时有发生。
周波称，曾经和他一起承包工程的六七家施工队，再次被政府召集去重新审计，相关的合同等证据也早已交到共青城市审计局，等待政府解决共青赛龙拖欠工程款等事宜。
与此同时，共青赛龙引入了一次自救重组。在2013年10月份到2014年9月，共青赛龙和台湾信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信亿”）签署了资金平台合作协议，由该公司向共青赛龙提供运营资金和原材料的采购款，并收取一定的报酬和资金占用费。
律师谢民指出，这段时间在奔波寻求融资救急的代小权却在2014年2月27日，被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以讨论公司重组的缘由叫回共青城，由副市长詹政将其从机场带到茶山宾馆，随后被公安24小时监视了两个月。代小权还告诉谢民，詹政在此期间威胁索要深圳股权。
对此，詹政的解释是，“当时他（代小权）借了一个姓周的人的高利贷，后来对方得了癌症，说要么拿钱，要么我让大家一起死。我看到的是，周带了一队彪形大汉，从南昌过来，准确知道他的信息，把他逮住了。他打电话给黄斌书记，我当时正好在书记办公室，书记让我跟刑警大队的刘大队长一起去解救他，之后把他送回茶山宾馆保护起来。”
而对于索要股权之事，詹政称，“这些我不想和他做任何争辩，都由组织作出结论，因为即使我有贪腐，也不是他能够认定的。”
律师谢民则再次转述了代小权的说法，其否认自己借过高利贷。不过，当时任职共青赛龙财务方面的一位高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承认了其确实有民间高利贷的往来。另一方面，深圳赛龙法人代表王何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代小权曾向一家国企借过钱，用深圳的房子做了担保，现在房子已被拍卖。
到了2014年9月12日，赛龙运营管理委员会成立。钛媒体在文中称，这是黄斌主导成立的，由詹政负责，成为赛龙公司最高经营决策机构。因此，代小权的经营管理权被剥夺，只剩投票权，詹政则有一票否决权和一票赞成权。而期间，詹政和台湾信亿董事长刘至圣就赛龙公司管理权问题发生冲突，台湾信亿担心重组各方主体权利受限而退出。
政府方面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委员会的成立是代小权和赛龙总经理杨彬、财务总监吕李、刘至圣、共青城市政府达成的共识，各方均签字表示同意。重组失败，是由于双方的分配不均。
詹政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时候代小权大权旁落，他跑到政府来，要帮他接管公司，拿回控制权。之所以大权旁落，就是信亿和公司内部的高管相互勾结。”
此前，詹政公开对媒体说到，当时自己跟时任市委书记黄斌提出，只有公司破产政府才能接管，但书记表示破产要倒查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赛龙所欠政府的4个多亿就没有了。因此，他才有了一票否决权，替已经被追债、官司缠身的代小权刷政府的信用，为代小权的重组留出时间。
这番解释此前被媒体曝光，11月1日，谢民将此转达给看守所中的代小权。据谢民转述，代小权听后情绪激动，说道：是詹政颠倒是非，因为信亿重组，他生怕信亿控股，而我跟信亿重组成，笑都来不及，怎么会去他们面前哭。
詹政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为赛龙制定重组方案上。他对此强调三个前提：赛龙并不是因为重组不成而破产，而是因为已经破产，才进行尝试性重组拯救；政府在重组时，只获取4.8亿债券的收获，而不获取重组的利益；作为债权人，我们只监护债权资产的安全，不干预重组的其他进程。
3亿循环出资
而随后，与内蒙发展（原名“四海发展”）的又一次重组再次失败。代小权方面将其归结为，詹政再次介入，要求在重组后的公司中持股，而内蒙发展实际控制人赵伟对此提出了反对。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在资本市场圈中的以重组策划高手闻名的周铭磊。金融资本圈的媒体认为，他常是通过控股上市壳公司，再装进热点概念和资产并购，而后在股票市场获益。
在代小权对律师的讲述中，周铭磊是詹政安排进来运作的。以此方式，内蒙发展在2015年1月15日发布了有意收购共青赛龙的协议公告。两天之后，代小权忽然在深圳被共青城市公安以“高管逃税”罪名异地抓捕回共青城。随后，其被安排在金航宾馆监视居住，这次重组因此破裂。
“这里面非常复杂。”詹政的说法是，代小权跟周铭磊早已相熟，“而按原来的方案，政府的债权要打折，代小权的则要高估。他的资产都是通过循环出资形成的，然后他还在新的重组主体里面控股，而我们做小股东，那你说我能干吗？然后他就开始编，说我管他要股。我是管他要股，但不是为了我个人。”
这里所说的循环出资，詹政此前向媒体公开解释过：共青赛龙向共青城市政府借钱时，以其股权和深圳赛龙部分股权作为抵押保证，但其中不包括他本人的股权。借到第一笔钱后，他就把这些钱抽回母公司，母公司再将其投资给子公司。而后，用这样增加的股本再次抵押给政府继续借钱，如此循环，在账面上共形成深圳赛龙对共青赛龙的3亿出资。
在政府内部的说明文件中，关于此次重组失败的过程有着这样一个版本：2014年9月到12月，共青城市政府与北京猎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猎象资本”）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猎象资本引入了内蒙发展主导重组。内蒙发展制定的方案，想要坐实深圳赛龙对共青赛龙的3亿元出资，忽略了香港赛龙、成都赛龙等外设机构占用共青赛龙资金的现实。共青赛龙作为真实的资金唯一来源，却没得到应有的对价。因此，政府债券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之后，内蒙发展董事长由于个人历史原因被刑事拘留，此方案自然流产。
对于在此之后代小权被异地抓捕，政府的回应是：2015年1月16日，共青城市公安局接到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移送共青赛龙涉嫌逃税案后，依法于当天立案侦查。1月17日，以涉嫌逃税罪对代小权依法刑事拘留。1月18日，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7月1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经公安机关依法侦查，于2016年7月移送共青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没有违法违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而在这期间，发生过另一件事。2015年过年前，位于深圳联想大厦的深圳赛龙公司，由于物业费和房租的累积拖欠，被物业催缴，否则要遭到封门，公司将无法正常运转。当时是周五的下班时间，詹政被一名高管告知了此事，由于各部门已结束工作，詹政个人转了16万元到其高管银行卡，作为应急缓解了当时的情况。此事，《中国新闻周刊》得到了当事高管和王何忠的证实。
失踪的1.5亿元注资
2015年2月，周铭磊实际控制猎象资本继续开展重组。其邀请了上市公司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洲电子”）董事长袁明共同组建共青城猎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青猎龙”）。
据钛媒体的文章称，按照双方签下的协议，同洲电子、共青城市政府和周铭磊所找的三家公司（谦泰宝象、星亿东方和意中联合）本应共同注资8.8亿元。在其中4亿元注资金到位后，共青猎龙应向赛龙购买生产资产，使得赛龙获取这笔资金偿还共青城投的债务。
2015年12月31日，同洲电子将1.5亿元实缴到位。代小权的律师方面称，周铭磊方面和政府却始终未有资金注入，因此导致这笔救命钱丧失。
对此，詹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应，“当时的协议是有一个约定的顺序，先是上市公司同洲电子、代小权、周铭磊方面出资，最后是政府。同洲电子一打钱过来，我们认为代小权是要出钱的，因为这是帮他解套。结果他对出资主体的收益分配顺序不满，从中设卡，延误出资。最后没有这些钱就没法按重组方案进行。”
此外，在律师谢民公开出示的一份决议中，已打至共青猎龙账户的1.5亿元同洲电子注资被转移到了北京软财富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软财富”）账户上。而在决议中签字的，是北京软财富法人代表刘辉。此人同时也是共青猎龙的法人代表。而钛媒体在文章中称，刘辉系周铭磊公司雇员。
而钛媒体在文章中提到，在这段时间内的2015年5月，共青城市政府发布《赛龙重组实施步骤》，宣布以政府为主体的运营委员会决议，接管赛龙系法人公章。文章认为，政府和周铭磊都涉嫌非法转移此次重组的资产。
对于同洲电子注资的失踪，政府只有简单的解释：按约定，应启动股东注资及赛龙债权债务平移工作，但因赛龙涉及过多诉讼案件，一时无法启动，后又发现1.5亿资金被转走，导致共青猎龙无法正常运转。
2016年4月，同洲电子董事长袁明以周铭磊涉嫌非法转出投资款向共青城市公安机关报案。共青城市政府称，共青财投作为利益受损股东，也已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在公章方面，政府方面的说法则是：对赛龙系相关公司的公章和印鉴双控保管，是根据《赛龙运营管理委员会决议》，交由赛龙财务人员黄益鹏保管，并在共青财投代表张韬的监督下使用。
上述财务高管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公章放在政府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但保险柜的钥匙一直在代小权的堂弟代福祥手中。这一表述，与詹政和上述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的说法一致。
而在同洲电子的1.5亿资金打到账上之后，詹政的挂职期满离开共青城，直接任职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在那之后，深圳赛龙也全面瘫痪，深圳赛龙法人代表王何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公司有1000多人，最后只有30人坚持到2015年8月，之后公司就相当于没有了。”
此后的重组事宜交由现任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张志坚完成。而代小权在今年7月，又向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资管”）联系重组事宜。
依据共青城政府给出的说法是：今年7月5日，川发资管、共青城市政府、代小权在深圳会了面，但川发资管提出了一个前提，是共青赛龙和代小权不能有任何法律上的瑕疵。而共青赛龙和深圳赛龙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例分别有77起和85起，分别9次和14次被纳为失信人。因此，至今对方没有到共青城进行下一步考察。
也就是在此期间，2017年7月17日，代小权被共青城警方以“公司逃税”罪名逮捕。2017年7月20日，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共青赛龙犯逃税罪，判处罚金20万元，而代小权也被认定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处罚金10万元。之后，代小权提起上诉。
律师谢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次他们提供了新证据——国税出具的纳税情况证明和九江市海关的22亿元海关税凭证。11月1日下午，他们与九江市中院在共青城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庭前质证，而原定次日开庭的二审在这之后被临时取消。
“我们大家都在对证据，计算每笔数额。”谢民称，最后没有得到统一意见，延期再算。而共青城市政府一位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的说法是：辩方提供了新证据，法院要做新的认定。
最终，负责此案的共青城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周彤，以及共青城市财政局局长詹进均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而共青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德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这两个部门可能不好说话了。”
责任编辑：张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