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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8日01:40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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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消失的江豚:鄱阳湖保护区采砂之祸

  11月中旬,江西省内鄱阳湖已是枯水期。瓢山水域周边渐渐露出了深褐色的滩涂。几条大型运砂船待在水中央,小型采砂船蛰伏在岸边,周边裸露出被采砂船废弃的砂岛。

  烟波朦胧中,新京报记者看到,北来越冬的天鹅和灰鹤成群站在水边。“但就是很难再见到江豚了,这两年都跑三山(水域)那边了。”驾船路过此处的鄱阳县莲湖乡朱家村渔民朱宏生(化名)说。

  瓢山水域位于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2013年12月,一位研究人员曾在这里观测到47头长江江豚;2014年12月,这一数字突然变成了“0”。

  江豚是除白鳍豚外,长江流域特有的另一种淡水豚类动物,今年5月刚被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距今最近的2012年科考调查发现,全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其中,鄱阳湖有450头,占据整个长江流域长江江豚数量的近一半。为此,有学者将鄱阳湖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瓢山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区中江豚大面积消失,很可能与此地2014至2016年的大规模采砂活动有关。

  12月5日,曾经批示此地采砂的江西省水利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批示采砂之前,按程序曾向江西省农业厅、林业厅、环保厅征求意见,但彼时没有部门提示那里是长江江豚保护区。

  而主管该保护区的江西省农业厅下属渔政局,至今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保护区的十里砂岛

  11月15日,天色渐渐大亮时,渔民朱宏生驾驶一艘满载小鱼仔的船,又在瓢山水域搁浅了。渔船被卡在一个砂岛边缘,两米外是一条大型运砂船。他惊出一身冷汗,赶紧熄灭发动机,跳下船查看。

  “挺危险的,要是把发动机弄坏就麻烦大了。”他知道,又是砂岛惹的祸。

  从2014年秋天、瓢山水域开始出现采砂船起,渔船就偶有搁浅。

  当年,几十艘采砂船将砂石从湖底吸上来,直接在湖中进行分选,细砂被抽走卖掉,粗砂则直接倾倒在湖中。渐渐地,小砂岛在瓢山水域星罗棋布,零零散散分布在水域两岸,蔓延约10里地。

  随着两岸砂岛群形成,这两年来,朱宏生很少在此处再看到江豚来吃渔民丢弃的小鱼。

  一个原因是,瓢山水域的面积被堆积的砂岛压缩,加上渔船来来往往,江豚的实际活动范围也被不断压缩。

  另一个原因是,大规模采砂后,原来距水面约两三米深度的砂床消失了。11月中旬,有朱家村的渔民用一根长篙大致测量了瓢山水域航道的湖底,已经至少有10米深。

  “十米深的水让江豚生活本来没有问题,但砂床被挖走后,贝类等底栖生物的恢复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短时间内肯定会对该区域的生物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肯定也会影响鱼类和豚类的栖息。”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郝玉江说。

  此外,中科院水生所经过常年的观察,发现鄱阳湖中有很多草洲浅滩,它们在春季便是鱼类产卵繁殖的重要区域,从而也是江豚抚幼的重要场所,“一是这里小型鱼类丰富,二是这些区域水浅流缓,对于游泳能力还不是很好的新生幼豚具有保护作用。”郝玉江说。但如今,挖砂将这些草洲浅滩直接挖掉或者埋掉,这里的江豚便无处抚幼。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鄱阳湖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资料显示,长江江豚是江豚中惟一的淡水亚种,仅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和鄱阳湖、洞庭湖及其大型支流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曾调查估算,长江中下游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2700头。

  1997至1998年再次考察,却发现长江干流、洞庭湖的江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分析,长江干流不断下降的渔业资源、发达的航运与长江江豚急剧下降密不可分。

  但是,多年的观察则发现,“鄱阳湖中长江江豚的数量一直稳定在大约400头左右。”王克雄在其已发表的文章中,将鄱阳湖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这一说法被学界广泛接受。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对长江江豚再次考察,彼时,长江流域整个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已经下降至1045头,但鄱阳湖仍有大约450头。

  “鄱阳湖主要是渔业资源丰富,周边环境保持得还可以,另外往来航道没有长江干流发达,所以它是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11月16日,郝玉江告诉新京报记者。

  从“47”到“0”

  瓢山水域曾是像朱宏生一样的渔民祖祖辈辈打鱼的地方。采砂之前,那里的湖水相对其他水域比较深。天晴时,阳光照耀在湖面上,他们能看到湖底的砂床和水草,和不时跃上水面的长江江豚。

  朱宏生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见到长江江豚,铅灰色的皮肤,有时能看到一家三口,大江豚背上驮一头小江豚。渔民们称呼江豚为“江猪子”,“江猪子”不怕人,呼吸起来发出“噗!噗!”声,夜晚会被渔民误认为“水鬼”。

  “十几年前父辈们打鱼时夜里不下船,停船时都要看看周围有没有江豚,它们夜里聚集在一起,呼吸、扑腾,吵得人睡不着觉。”朱宏生说,那时这里的江豚多到渔民都躲着它们走。

  这番景象在朱宏生的记忆里持续到2013年冬季枯水期。

  2013年12月,南昌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生胥左阳接到江西省科技厅资助的“枯水期鄱阳湖重点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分布及行为特征”课题,首先来到瓢山水域。

  “那时瓢山没有大型采砂船,湖水在晴天清澈见底。”胥左阳回忆。

  一个空气冰凉如水的傍晚,蜷缩在船舱里的胥左阳和师弟突然听到水里传出“噗噗”的声音,“很大”,伴随“呼啦啦”的水声,他们钻出船舱,渔船的灯光打在水波涌动的水面上,他们看到成群的江豚在船边抢吃小鱼,事后回忆至少五六头。

  “看呆了,第一次距离江豚那么近,不超过5米,当一切安静下来、没有任何威胁的时候,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地自在。”胥左阳回忆。他如今已是抚州一所高中的生物老师。

  他清楚记得,当时的位置正是瓢山水域东南方向的小鸣咀码头。8天时间,他在瓢山至小鸣咀旁边的龙口这一大片水域,观察到了47头江豚。

  第二年12月,胥左阳再次来到鄱阳湖,进行同一课题的第二次考察。

  他还是瓢山至龙口水域观测8天,一头江豚没看到。这一年的考察结论,鄱阳湖其他水域江豚种群数量基本与去年持平,只有瓢山至龙口水域,数字从前一年的47头变为了“0”。

  疯狂的采砂

  2014年底,在原本是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这片水域,胥左阳看到了几条大型吸砂船来来往往,还有的停在水中和岸边。

  他做了记录:“在三山至瓢山南水域流动观察中,发现绕河口至瓢山水域段采砂和航运非常密集,未被运输走的废砂堆积成沙丘和暗礁,水域最浅处仅为15cm,考察船只行进到该水域多次搁浅,因此推测采砂活动加之水位低阻碍了长江江豚在瓢山附近水域和龙口水域之间的相互迁移活动。”

  11月10日,鄱阳湖江豚保护协会会长余会功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他也在胥左阳的考察船上,“几十艘跟挖砂相关的超大型船只往来在那片水域上,湖面拥挤不堪。江豚在那里肯定没有活动空间,我很生气。”

  事后,一位鄱阳县渔政部门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聚集在瓢山水域的采砂船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渔业资源归我们管,采砂归水利部门管,对于合法的我们不能干预,非法的我们过去最多也只能口头警告。”

  莲湖乡朱家村100多位村民曾因补偿问题,联名将采砂公司告上了法庭。11月15日,该村一位渔民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4年8月9日,鄱阳县政府办公会议通过一份鄱阳县砂石竞拍招商方案,招拍方为鄱阳县兴水砂石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上述招拍方为鄱阳县珠湖联圩分洪工程管理局100%控股,该局登记管理机关为鄱阳县水利局。

  当年9月9日,一名叫陈刚(化名)的人士中标,和鄱阳县兴水砂石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作开采鄱阳湖鄱阳01号采区砂石协议》。江西省水利厅2014年发布的关于鄱阳湖采砂规划报告(2014-2018)、以及江西省水利厅2014年24号批复都证明,鄱阳县兴水砂石有限公司可以合法开采鄱阳湖01号采砂区。

  鄱阳县兴水砂石有限公司和陈刚因此成为合法采砂者。

  按照相关采砂条例的规定,陈刚2014年在采砂区只能开采200万吨砂石,2015年只能开采400万吨。 “但他们采了远远不止这个数。”几名将鄱阳兴水砂石有限公司告到法院的渔民说。这起案件判决渔民败诉,因采砂公司称已将因采砂而停止捕渔的补偿交给了村里。

  另一份法院判决书显示,陈刚等人使用的全部是大型“吸砂王”。

  “一个‘吸砂王’能打10米深的洞,能吸200吨-1000吨砂石,一天至少能打七八个洞。多的时候他们同时用九条‘吸砂王’,最少的时候也有4条,这么算下来,按照规定他们开采三四十天就达到规定的开采量了。”几位了解“吸砂王”的渔民边算边说。

  他们数过,2014至2016年间,上述采砂公司最多时聚集了9艘大型“吸砂王”。这些渔民还曾在晚上给吸砂船录像,发现“吸砂王”几乎是全天24小时工作。对于陈刚等人具体采了多少砂,没有人知道。

  非法采砂此时也颇为猖獗。2015年,拥有合法采砂资格的鄱阳县兴水砂石有限公司把在当地被称为“砂帮”的非法采砂者告到法庭,“砂帮”不仅用无证“吸砂王”采砂,而且还聚集本地人打砸兴水砂石公司的采砂船,毁坏其机械设备。

  江西本地媒体曾报道,鄱阳县政府在2015年2月新成立一个专门管理采砂的“河砂资源管理局”,该局掌握的情况显示,2015年瓢山水域上非法采砂船就有48条之多。

  不可逆的伤害

  当地渔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吸砂王”采砂的鄱阳01号采砂区就是瓢山水域。

  12月5日,江西省水利厅河湖局也向新京报记者确认,2014年该厅批复的鄱阳湖01号采砂区位于江西省的都昌、余干、鄱阳等“4县交界处”。

  记者查看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区“功能区划图”,发现其所说的4县交界处,确实为渔民所说的瓢山水域,而该水域,则是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区的核心区。

  河湖局一名负责人称,相关批示文件暂时没找到,但可以确定,“当年在批示该采砂区之前,曾按程序向江西省农业厅、林业厅、环保厅征求过意见。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即将设立的采砂区涉及任何一处自然保护区,水利厅都不可能批复。”

  资料显示,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于2004年3月17日,至今归江西省农业厅下属渔政局管理。上述负责人称,“当时江西省农业厅没有给水利厅有关该江豚保护区的提示,我们至今不清楚那里是江豚保护区。”

  至发稿时止,新京报记者曾多次向江西省渔政局核实上述相关问题,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

  直到去年12月28日,江西省水利厅向下属各部门发布了一份不再受理鄱阳湖01号等5个可采区采砂的文件。文件内容称,2016年11月17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江西省反馈环境保护督察意见,即鄱阳湖采砂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叠。

  “经江西省水利厅核实,鄱阳湖01、02、03号采区全部区域位于鄱阳湖银鱼产卵场或鄱阳湖鲤鱼鲫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因此,终止鄱阳湖进贤01、进贤02、余干01、鄱阳01号等5个可采区采砂的申请。”

  此份文件没有提及01号采砂区同时还覆盖了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目前,01号采区已经基本没有采砂行为。但根据这份文件,瓢山水域挖砂活动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

  “采砂对江豚栖息地的破坏是很难恢复的。第一改变水环境,影响江豚繁殖和栖息;第二会把湖水变浑浊,有污染;第三会有很多船只来,影响江豚活动。”12月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江豚项目负责人张新桥告诉新京报记者,大概10年前,在洞庭湖三江交汇的湖口位置,采砂之前,他曾在那里观察到100多头江豚,但是开始采砂之后,那里再没看到过江豚。

  “如果是江豚保护区的核心范围,更应该禁止人类活动。”12月6日,郝玉江说。他支持有序采砂,但是以他多年的观察,“有序挖砂在现实中很难操作。”

  为了规范管理保护区,2015年开始,鄱阳县渔政局在保护区设置了“四牌一标一册”,即指示牌、警示牌、引导牌、界牌和界标、宣传册。

  如今,瓢山保护区第一次出现了指示是“江豚保护区”的标牌,湖面也第一次出现了黄色的指示浮标,这让祖祖辈辈在此打渔的渔民们也第一次知道,虽然瓢山至龙口小鸣咀码头大部分水域已经两年没看到过江豚,但这里是长江江豚保护区。

  管理体制不顺

  鄱阳县渔政局负责人曾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江豚保护区造成如今的局面,主要原因还是“管理体制不顺”。

  他说,目前保护区实际为多头管理,“保护区主管部门为省渔政局,实际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保护区由沿湖各县渔政部门管理,但各县市并没有保护区的编制、机构。”

  据渔政局资料显示,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主管部门是江西省农业厅渔政局,分管部门是该局下属各个地方的分局。

  到2013年10月,根据江西省政府渔政体制改革文件规定,省渔政局9个直属分局下放地方管理。鄱阳县渔政分局改名为鄱阳县鄱阳湖渔政局,行政管理权归鄱阳县人民政府。

  但是,下放后的鄱阳县渔政局实际上没有管理省级保护区的级别。这就出现文中县渔政局即便在保护区发现了非法采砂船,也只能“口头制止”、没有执法权的怪现象。而省渔政局远在百里之外,很少亲自执法。

  此外,权力下放后还出现行政管理归属地的问题。从江西省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图上看,整个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分为南北不相连的两个区域。两个区域全部跨三四个行政县。

  “以前是省渔政统一管理,现在是属地管理。”上述鄱阳县渔政局负责人说。这意味着,各县渔政管理时都需要考虑是否越界。

  此外,鄱阳湖南北2个保护区域至今没有独立的管理机构、编制和专项经费,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

  他曾困惑,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避难所”的鄱阳湖,无论是江豚数量还是生存环境,都比国内其他几个国家级长江江豚保护区好,但为什么鄱阳湖保护区成立14年,仍然没有升级为国家级、且成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

  新京报记者就此疑问曾致电江西省农业厅渔政局,但截至发稿,该局不接受电话采访,没有回复。

  12月4日,江豚保护行动网志愿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今年在鄱阳湖发现的死亡江豚已经达到13头。

  最近的一头死亡江豚于12月3日在江西省湖口县鞋山上游被发现,彼时这头江豚皮肤脱落,身体高度腐烂,已经看不出死亡原因。

  12月底,中科院水生所长江江豚科考队将对鄱阳湖进行最新一次科考。中科院水生所自2015年起,每年从鄱阳湖挑三五头长江江豚到其他保护区,以补充其他规模不断缩小的长江江豚种群的基因多样性,这事关整个种群的生死存亡。

  “鄱阳湖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长江江豚种质资源库,如果连鄱阳湖环境都守不住,我们连今后保种都很难了。”王克雄说。

责任编辑:张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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