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国七月论坛实录

主办方与嘉宾：刘北宪（左上）、夏斌（右上）、王忠明（左下）、曹远征（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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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刘二飞（左上）、汤世生（右上）、赵晓征（左下）、候若石（右下）

论坛现场

嘉宾与主办方合影，从左至右为：赵晓征、朱云来、刘北宪、曹远征、候若石、王忠明

　　主题：全球资本并购与规则建构

　　时间：2005年7月

　　地点：中国新闻社

　　主持：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嘉宾：夏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忠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刘二飞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汤世生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

　　赵晓征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候若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并购和规则建构。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国内外的并购事件发生得比较多。一方面国外企业通过企业兼并进军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企业并购，最近像联想、TCL和中海油正在进行海外并购，中国五矿也在海外进行过类似的并购活动。并购成为了近期经济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今天诸位专家来到“新闻中国”七月论坛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所长是长期主管金融经济工作的，既有理论功底又了解金融实际，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以前和我一起考博士，是多年研究公司国际战略的专家。朱云来先生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总裁，赵晓征先生是中金公司投行部的董事总经理，汤世生先生是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银河证券的副总裁，这两家公司都是国内投资银行界成绩斐然的公司。刘二飞先生是投资银行界有名的人物，现在是美林证券中国区的主席。王忠明博士是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主任，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政策研究与制定。来自理论实务界的这些高层次专家的与会给论坛增色不少，也充分体现出论坛高质量的特点。

　　按照会议的规则嘉宾可以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随后还有很多的听众提出一些问题，有什么问题，大家讨论一下。下面论坛正式开始了，大家就畅所欲言地进行吧。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跨国公司对我国各行业的垄断情况已发展到了值得关注的程度。目前，外资在手机、电脑、服务器、网络设备等很多行业里都占有绝对垄断的地位，而在化工、轻工业、医药等领域也占到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这种垄断趋势正在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比如，我们的银行用的全部是IBM电脑，IBM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客观上造成了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在1989年风波中，IBM曾一度撤回其在华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又如，长期以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几乎垄断了我国所有海外上市企业的全部审计业务，而其中一些企业又往往是我国的关键行业，如能源、金融等。通过审计业务，外国机构可以获取到我国关键行业的重要信息。所以，像四大银行上市，石化、石油企业上市，在邀请国外会计事务所与投行的时候，是否应有政策上的设计与考虑？虽然中国同类机构的市场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怎样有计划地利用跨国企业的经验优势培养自己，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体现，这是服务行业。再看金融行业，外资正在纷纷入股中国的银行，很多外资银行给我们做“无偿”服务，但把全部客户资料都拿走了。另外，我国银行卡的一套标准全是外国制定的。如果他想了解中国人今天都刷卡买了些什么东西，是能够做到的。

　　由于跨国并购会带来东道国的经济安全风险，各国对于跨国并购行为均存在严格的反垄断限制或以经济安全为名的其他限制。最典型的是联想并购案，技术核心、包括客户服务都已经拿走了，美国政府还是要来回地审查，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对涉及敏感行业的外资收购非常关注。而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造成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收购将被禁止。在加拿大，任何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

　　相反，我国对于国外企业并购行为的约束，却呈现出法律制度上的空白。应当承认，我国的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我们作为国家主权的经济安全不应放松。在跨国并购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住国家的自主权，对开放问题应有战略性的政策安排。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应当做好各种保护措施，保障国民经济再持续稳定地发展。

　　汤世生(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

　　我是去年开始思考全球资本并购问题的，也是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一些行业已经被外资控制了。在未来，中国将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跨国并购浪潮中，如何建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保护规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跨国并购对中国的影响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今年以来，我们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参与海外收购。有两个体系，一个是“国家队”体系，像联想、TCL、中海油、五矿；一个是“游击队”体系(民营体系)，以浙江、温州为首，用大量的民间资金到欧洲等一些地方去做收购。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参与海外并购的优势何在？我认为，劳动力太便宜，这是中国经济唯一的“优势”。近几年的经济摩擦也好、汇率也好，都是劳动力太便宜造成的。我们的工资是全世界最低的，像耐克的鞋厂，我们工人的工资是100美金一个月。这是农民做的贡献，不是我们经济的本身有多么大的优势。中国制造其实是中国加工，电脑PC的八大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走出去”是一个技术判断，我们要清楚中国有什么优势，到国外能做什么。在美国去做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不是那么便宜的。

　　我们的企业更像是一群十八、九岁的男孩，他们荷尔蒙分泌非常旺盛，非常冲动。他们就是要到处跑，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欧美企业为什么会被我们收购？中国企业如何管理欧美企业？我很难相信中国的管理者具有这种管理能力。

　　跨国并购对中国影响的另一个层面是，大量外资正在占领中国市场的统治地位。在国外，政府对外资的进入都有法律的约束，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都有对垄断的限制性法律，但我国却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这一点再不引起重视，将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中国零售业的现状就值得警惕，个别跨国大公司对终端采购渠道的垄断，已经造成中国零售业的采购系统被别人掌握，这对整个轻工业的威胁都是相当大的。将来在长安街卖的百货，可能会是在非洲而不是中国生产出来的。零售业地盘的失去，将导致轻工业体系的失控。国内几个零售业集团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早已经没有了采购优势，而这是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企业系统规划和培养的。

　　所以，全球并购背景下的规则建构，需要在“走出去”与“引进来”两方面作出理性的战略判断。对“引进来”的问题要建立法律保护，明确哪些行业需要保护及怎样保护，“走出去”则需要明确中国参与并购有什么优势。

　　赵晓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现在来探讨并购的话题，特别有意义。我在参与并购项目时，确实感到全球资本并购是一个趋势，不可阻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到中国，通过直接收购、建立独资公司占领了市场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去争夺海外的资源、销售网络与技术，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并购会对东道国的国家利益与行业结构有所冲击，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关注。国家利益在一些纯商业驱动的活动中常常被忽略，但在现实中它的存在其实非常明显。上周我在美国参加一个论坛，就有很深的体会。美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讨论商业问题，前面的话题是关于商业操作的，双方都谈得拢，但一到汇率问题时立刻出现分歧。可见经济再怎么发展，再怎么全球化，国家利益不是说忽略就能忽略的。

　　所以我们应当建立并购规则，保护好国家利益，减少对行业的结构性损伤。这不是在对方为我们设置了收购关卡之后的“以牙还牙”，而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考虑。

　　建立并购规则需要的是策略。首先，要协调引进技术与确保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安全风险。美国现在安全的问题解决了，而我们还涉及引进外资与技术的问题，这几年的外资进入对我们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的益处，因此，它与国家安全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得平衡。

　　其次，要对行业结构有所设计，根据并购对行业结构的影响来作出相应的规则安排。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行业最终应是怎样的结构，有几家企业，各是什么业务，这个要清楚。

　　再次，要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统一协调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像美国就有专门的投资委员会，当收购影响到美国利益时，它会联络国防部各部门来协调此事，而我们没有这样的部门。因此在向监管部门汇报收购项目对国家与行业的影响时，常常会缺乏统一的协调体系，效力无法履行。

　　最后，要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会论”，使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拥有更利好的形象。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和美国有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美国人穿的衣服、玩的玩具、装修的家具、包括最高档的数码相机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每年对美国的出口就有1700亿，占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所以这种规则的策略是否也应当包括消除对国家崛起的疑虑，变“威胁”为“机会”。美国人是爱追梦的，我们怎么让他们觉得中国是个梦，是个机会，而不是给他们带来危险，这也需要一种策略安排。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刚才各位做了很好的发言，我受到很多的启发，非常感谢各位。对于今天这个主题，全球资本并购和规则建构我觉得有五点可以展开思考。

　　第一是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思维。改革开放2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地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现在凸现的有很多的经济冲突，比如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比如资本并购和保护规则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应该说这表明中国已经走进世界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还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去考察，我们的国家利益也要在全球范围去定义，这个是与会者的思考出发点。

　　第二是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因为现在的全球经济已经走向一体化了，而且这种一体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基本形成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走向共识，而并购正是投资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办法加以处理。虽然这其中的很多活动背后隐含着很多的动机，在WTO的条件下，也不可能不平等地顾及单方面利益。因此，对我们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如何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市场经济的原则，如何用商业的行为和操作来处理相关事物，是成为参与世界市场经济游戏的一个前提。

　　第三，今天的世界经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包括南北谈判中的地位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反应到直接投资方面，就出现了最受关注的技术转让问题，欠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吸引外资，除了引进资金以外，还有就是引进技术，提高工业化水平，而发达国家又要对它的核心技术进行保护。这样造成的客观情况就是发达国家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发展中国家资本进入发达国家比较困难。可以看到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占总额的80%，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投资是微乎其微。我们发展中国家开始向海外走，于是就引起了众多的关注，似乎有悖常理，因为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少见的。比较常见的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从全球的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兴办企业，另外一种是通过外国企业并购本国企业来实现。在中国这几年随着经济政策环境的完善，并购的事情出现得多一些，外资很多是通过收购原有的企业的股权或者是资产进行投资。这是一种新投资方式，对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是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诸位谈到的产业战略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东西应该进来，什么东西可以出去的选择问题。

　　汤世生先生提到了中国企业有钱以后扩张冲动，就想走出去，刘二飞先生提到要想清楚才能干明白，在我看来，现在的情况是战略的过程可能比较清楚，干的过程中有些稀里糊涂。因此有必要审视一下在目前条件下产业选择问题。

　　从引进外资来讲，过去20几年中间，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本和外汇两个缺口，资本形成是关键，在这种条件下，引进外资的重点是资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我们的居民储蓄大幅度地增长，资本约束条件放松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怎么考虑，引进技术和管理的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这可能是引进外资的新的标准。当年的局面现在改变了，新的标准沿未提出，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过程中，如果外资采取并购的手段，那么哪些行业允许，那些行业是不可以的，需要进行选择。要考虑技术的进步，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持续性，因为决定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家经济竞争最终结果的不是GDP的片面增长。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有一个产业选择的问题。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去海外发展。是到海外发展出发点主要应是支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从石油到家电，甚至温州的小企业也在欧洲大量并购，给人印象就如同当年的日本人一样，见什么买什么。一窝蜂的结果会使国外错误地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威胁，从中国最近的几起并购的案例来看，各个行业的方向很不一致，确实容易造成这种印象。因此无论是走进来，还是走出去，在政策的层面要有很慎密的设计和很慎密的考虑安排，一定是要有产业选择，有轻重缓急。

　　第五点，国际并购在80、90年代出现的新的投资形式掀起过一股新浪潮，发展国家要利用了这种新的投资形式。由于是新的投资形式就有个学习的过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肯定需要提高竞争能力。我们说的能力是综合的，不能用任何一个单项指标来标明。先从企业的操作能力来说，并购是一个操作过程，很多人要参与其中，一定是环环相扣的，一定有一个业务链条，通过系统的操作才能实现你的目的。就有从各国来看，并购是中介机构最终作为承担者，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怎么更多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因为刚才刘二飞说魔鬼在细节中，首钢收购秘鲁的铁矿的例子就是由于最初细节没设计好才吵了这么多年。

　　各个操作环节中相关机构的参与也在壮大中国的第三产业，现在服务业是我国最薄弱的环节，要提升国民经济的素质，要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能耗和资源的消耗，都依赖于第三产业去发展，这方面有高技术、高质量的产业出现，才具有竞争力。而其中中国金融服务竞争力又是最薄弱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有意识地支持、培养。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并购又是一个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的形式，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竞购和并购是跨国行为，但毕竟是商业利益，要保持平常心。第二，不能掉以轻心的是，有很多利益是隐藏在商业利益背后的。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操作环节上的问题光有义愤，可能不解决任何问题。并购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手段，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办法去实现。所以，我们对这个经济现象除了给予更多的关注外，应该勇敢地参与进去，并在操作上提高技术水平，在慎重考虑和熟练的操作中真正体现出我们自己的利益。

　　根据会议的安排，下一阶段转入提问环节。还有一个小时，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接触很多企业，能力也许稚嫩，但心有雄心壮志，希望通过并购模式，在品牌和技术上有一个跨越。这种跨越和日韩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像三星一直在做三星的品牌，索尼也是在做索尼的品牌，而我们这是惊险的一越，好像有点速成的感觉。

　　夏斌：我们的企业有一个18岁的身体，28岁的心理。往外走。只要条件成熟，是可以扎扎实实地走下去的。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说，美国以前是什么样的条件啊，怎么起来的，怎么超越英国的，一个经济体具备了调节机制，制度能够灵活改变，都能做得到。

　　汤世生：我们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判断，收购一个国外品牌，要做一个评估，要请很好的投资银行，对当地有很好的了解的公关公司，搞清楚自己企业的优势和对方的实际情况。国内的企业要习惯请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一个理性的判断，先把事情的利弊得失和未来发展想清楚。这就等于解决了18岁的孩子乱找对象的问题，告诉她决定的风险是什么，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中介机构和投资银行家要做这样的事情。

　　曹远征：并购既是企业地理与市场意义上的扩张，更是一种随着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进而实现产业高度的上升。在并购面前，中国企业面对两个问题：我有什么能力？我能整合谁？遗憾的是，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擅长的行业和产业并不多。因此目前中国企业的购并特点基本上是一种合并同类项的模式，是以平面扩张为主的，而非产业爬升式的扩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来如何判断这轮并购的动因？

　　曹远征：最近五年，中国企业战略上有困惑，产能扩张非常之快，很快似乎就走到了头。但中国企业能做的事情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行当，国外企业到这种时候，大多都是产业升级或转移。但中国企业的方式更多呈现为产能和市场同时摊大饼，饼越摊越大，在国内摊完之后，就到国外摊。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将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再延长一段时间，以空间换时间，扩大销售量的同时再做他图。这里面就包含着产业升级的诉求。而产业升级就需要技术进步，中国企业的困惑就是技术进步始终跟不上。其实，TCL和海尔都尝试过，但都不很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原本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现在又下来了。

　　赵晓征：我接触的企业里面，有因为品牌的需要做对外收购的，对发展中的困境它正在积极地寻找一些办法。比如说家电行业，在国际上我们的企业产品很好，可是在国际市场就是因为品牌和销售渠道的问题，利益受到了一些损害。在国外中国的家电本身就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像海尔在国外的品牌本身很好的，美国媒体却描述说以前是卖低档冰箱的，这对中国的企业是不公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恰好国际上有一些品牌在和中国企业竞争的过程中竞争不下去了，这就是一个机会，中国的企业利用国际收购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汤世生：现在很多国内企业面临着对自己市场能力的重新估值的问题。过去企业是为什么一下子赚了钱了，是市场环境的原因还是企业能力的因素？现在，认为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了，不好玩了，就想到转移到欧洲去玩或者美国去玩。自己都不了解过去的钱是怎么赚的，到底有没有核心竞争能力，在海外市场能成功吗？

　　所以，我对于利用国际收购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品牌和销售渠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国外上百年的老品牌，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它为什么会被你收购呢？它现在的价值真的可以帮助你的企业解决品牌和销售渠道问题吗？这需要评估。就是收购过来后，能管理好外国人吗，能让这个企业实现你预定的目标？我不能相信我们现在企业的管理者具备了这样成熟的控制能力。商业团队运作对管理能力要求很多，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很多人是在国外管理了以后才知道其中的难度和问题。外国人他要休假的，有很多人权方面的要求，你管理起来会很烦燥。在国内指挥你干什么，要求不休假就不休假，国外环境不同就行不通了。

　　侯若石：在世界并购史上，企业要想提高制造能力，就去收购别人的加工企业。明基收购西门子，就抓住了收购加工厂的机会。90年代初期，一些西方电子企业把加工厂卖了，不做电脑的零部件了，台湾企业抓住了这个趋势，专门做零部件的加工制造，这是西方企业的核心业务转移造成的机遇，但我们现在的收购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老是想通过并购国外的品牌，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我查了收购的历史，国外专门针对品牌的并购并不多，大部分都是由于核心业务的转移造成的。

　　赵晓征：品牌分为实的品牌和虚的品牌，美国福特就收购了一个不太大的汽车品牌，因为它能带来实际的效益。但我们买了人家的东西，事实上却被掏空了。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我们要保持科学的态度；另外就是完善我们的技术，这需要过程。

　　侯若石：现在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企业，它就负责开发和销售，加工制造业务外包给别人。所以，你去收购人家的销售渠道，人家愿意卖给你吗？你要收购人家的研发渠道，可能吗？都是非常难的事情。IBM卖给联想了，并不是核心业务，因为我们的技术水平比较差，我们宁愿接受这个，谁让你的软肋刚好是人家的硬肋呢。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果不出去收购，也不被别人购并，像日、韩当年培养自己的企业的过程，中国企业是不是还需要20 、30年的发展？这其中品牌与技术的发展培育如何实现？对中国企业存在20、30年时间来打造本土品牌的机会吗？

　　赵晓征：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动态地看，是不是现在的市场空间已经占满了，家电行业也许就10个品牌，不可能出现第11个品牌。现在我们的产品确实便宜，有一个例子，在美国介绍装修产品的牌子，一看是意大利的牌子，他说挺好的但是挺贵的，看到另外一个，他觉得也挺好的又便宜，这个牌子就是中国的品牌。现在中国的品牌已经逐渐得到国际的一些认可。

　　侯若石：品牌最终取决于你的技术能力，真正到技术层面来看有品牌的企业必须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在美国的企业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企业和大学合作搞研究，比如说MIT实际上是美国几大汽车公司在支持，它一方面搞汽车本身技术的研究，一方面搞汽车整个行业特点的研究。这个我们没有，想创品牌又没有技术基础。第二，台湾的经验，发现硅谷有很多芯片企业不加工，回台湾给他们加工还比较便宜，就先给大企业代为加工，后来慢慢地学会别人的设计，设计完就自主制造，从低端到高端的芯片，这也是一个模式。现在我们的企业这两个模式都没有学到，就想造品牌，没有路径可以依赖。于是我们的品牌创造只有剩一条了，就是买外国的。现在联想到底也没弄清是用什么牌子，没有讲清楚，我不知道判断得对不对，杨元庆这么说，那么说，最后说的是IBM这三个字联想不能用，可以用的是Thinkpad。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为什么日、韩企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比中国企业走得好得多？

　　曹远征：日、韩当年国内狭小的市场决定了，他们一出生就必须出口，而出口就决定了他们不能老出口传统产品，一定逼着他更新换代，技术进步。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但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做什么都可以挣钱，不担心卖不掉。因此，中国企业既缺乏技术积累，也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

　　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企业已意识到自已的缺陷。中国的一些企业到发达国家寻求并购，就有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总体上看，并购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从而为技术进步赢得了时间。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一时间，提高自己的整合能力，以获得真正的技术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何才能加速实现这一进步呢？

　　曹远征：技术进步，有赖于在全社会范围内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技术投入的基本条件。这一投入，不仅包括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包括人力资本的投入。从各国的经验看，政府的扶植政策虽有很大作用，但本质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只有市场的竞争，优胜劣汰，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

　　侯若石：我们要向国外学习的，除了技术，还有生产组织方式。在国外，零部件制造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生产体系。而我们的思维是，哪个零部件坏了，随便拿个螺丝对付上就行了。在零部件上没有品牌意识，就导致市场做不大。我们的认识是，整套衣服是有名牌的，没有想到扣子本身就可以成为名牌。国内企业需要转换思路，树立“细节”意识，实际上，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创造品牌。

　　曹远征：今天是各位专家和从业人员对并购事件发表了很多很中肯的意见。我们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阶段，正在走向世界，并购是中国企业壮大的具体表现，这里面有新的问题要探讨，包括技术问题对我们是一种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社会各界有关方面包括政府机构、学术界，还有媒体，能把这个问题共同探讨下去，我们的从业人员更好地合作起来，在行政政策、操作规范以及战略方向把握上，能形成一个新路子出来，更好地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谢谢大家来到中国新闻周刊“新闻中国”七月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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