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带着残疾回乡重新面对现实(组图)

打工之梦破碎，何继斌一家依旧住在土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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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斌现在是表叔厂里的电焊工，东莞打工留给他的最深印记，是他左手畸形的无名指。

　　欧洲人、美国人蛮横地一口咬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工厂是如何精明地控制成本，工人们又是为多少报酬在辛勤地工作，而且这些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农村。何继斌就是这样一个农民工，他和母亲、哥哥都到广东东莞打工，梦想着和村里外出打工的成功者一样，赚够钱盖水泥楼房。然而，工厂里挣钱并不容易，没干多久，母子三人在何继斌被机器轧残手指后，全部回到了家乡。经受挫折之后，这个年轻人觉得不外出打工日子也能过下去。

　　“东莞比这里热闹多了，晚上还有那么多人在街上逛。我们宜州的大街上才只有一个红绿灯，东莞的红绿灯比我们全村的电灯都多。”——何继斌

　　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戛然停下，年轻的女孩把两个硕大的行李箱拉出车厢，她干净的黑皮鞋踩到漂着塑料袋和灰尘的马路上，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

　　“她肯定是在外面打工，回来过年的。”何继斌瞄了一眼，继续低头向前走。

　　一年前，何继斌也拖着一个行李箱回了广西宜州市的家，不过他比那个女孩多带了一件东西——左手无名指上的残疾，那是他在广东东莞打工留下的，一台机器几乎轧断了他三根手指，至今，他还不知道那机器叫什么名字。

　　每年当地都有难以计数的年轻人到珠三角地区打工，何继斌一家人属于奋斗梦想破碎的那群人，他、他的哥哥和妈妈决定再也不回东莞了，“除非以后有钱，去那旅游”。

　　路边出现几家电镀作坊，何继斌和里面的人打招呼，他现在的目标是两年后在老家——只有一条街的洛东乡也开一个电镀厂。

　　手指落下了残疾

　　“电镀”是什么玩意？一年前何继斌对此还一无所知，那时的他正兴致勃勃，满心好奇地坐了17个小时长途车，到了东莞。

　　几天后，妈妈和哥哥也一起赶到，三个人在两个工厂打工。妈妈韦桂琼和哥哥顺利进了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两个月后，在洗水部洗衣服的哥哥受不了了，辞职回老家，他每月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加每天5元加班费，“哥哥说以后再也不进工厂了，要去发廊学手艺”。

　　经过大叔介绍，何继斌进了大叔所在的胶带原料厂。厂里有30多个工人，平时连老板娘也亲自上阵。工厂24小时开工，工人们分三组轮流上班，何继斌被安排到夜班，为此老板给他增加了50元工资。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滚烫原料拿出来。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何继斌操作的机器出了问题，传送皮带不动了。

　　何继斌上岗前没有受过任何业务培训，也不知道操作的机器叫什么名字，“别人只告诉过我不要把手放到出料口里去”。那一段时间他上夜班，白天总睡不好，每天都昏昏沉沉。他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带着左手卷进了皮带轮，接着又把手甩了出来。”

　　何继斌左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简单包扎后，老板派人把他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在病历上记载着“三指被轧伤，无名指第二关节只有皮肉相连”。

　　医院做了再植手术，中指和食指保住了，无名指却落下了残疾。那一天是2005年4月7日，何继斌进厂上班第57天。后来一个工人告诉他，那台机器以前就轧过手。

　　头份工干了一周

　　2006年1月的一天，回家已经快一年了，何继斌穿戴整齐，在宜州市黑乎乎的马路上闲逛。

　　“这里的夜总会是宜州最贵的，一打酒要三百元，我和朋友来过一次。”他洗了澡，不长的头发打了发胶，根根竖立着，黑皮鞋也擦得很干净，白皙的皮肤一点都不像他务农的父母。“东莞比这里热闹多了，晚上还有那么多人在街上逛。我们宜州的大街上才只有一个红绿灯，东莞的红绿灯比我们全村的电灯都多。”

　　当走到新修的城南广场，这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活跃起来，那里有一片空地，水泥地板很平整。“我和朋友有时候来这滑冰，我已经学会倒滑了。票价？五毛钱一次，不限时间。”十几分钟后，何继斌坐三轮摩托车到了城市的另一头，那里有一尊巨大的刘三姐雕像，“这里也是好玩的地方，以前可以坐在广场上喝啤酒，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餐馆都倒闭了”。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暗淡的灯光给雕像拉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何继斌享受着他一天的闲暇。即使他只能从酒吧门前经过，只能在广场上滑滑旱冰，喝喝啤酒，他仍然觉得这样的生活和东莞过的日子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在受工伤的前一年，何继斌就尝试过做一个工人。第一次去东莞，何继斌只能在街头流浪。

　　他的兜里空空如也，没有小学毕业证，没有任何工作技能，甚至连身份证也没有。离家时带了300元，买车票花去了60元，他只能暂时住在大叔那里。

　　工作并不好找，下车到东莞把行李往老乡那里一放，继斌就上街了。“第一个厂是手袋厂，听说要通宵加班，没敢去。第二个厂是玩具厂，进人要求低，我借了老乡的身份证进了这家厂。”　

　　何继斌只能做杂工，给修补模具的工人打下手。每天早上8点上班，一直干到夜里10点，中间有两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早餐没有，午饭和晚饭一样，两个素菜每人一份，米饭随意，尽管要加班，但是从来没有夜宵。

　　只干了一周，何继斌就受不了，“模具太重，搬不动”。由于没干满一个月，他没领到一分钱工资，出厂又转了几天，虽然招工的厂很多，但是都要求初中毕业，没有办法，他只好又花了60元买了张回家的车票。

　　大叔家是成功的榜样

　　从东莞到家要坐17个小时班车。17个小时外的家乡是另外一个世界。

　　宜州和桂林相距200多公里，有桂林一样漂亮的喀斯特山笋，小山间的谷地里有一块块绿色的庄稼。夏天，桑树上肥厚的叶子等待采摘，半人高的水稻随风起伏；冬天，两米多高的甘蔗低头沉思，卡车像是移动的仓库，在乡村间的柏油小路上奔波。

　　柏油路边有无数条泥泞的小岔道，岔道隐没在小山和树林的背后，更远的地方，有红砖房，那里就是何继斌的家。用城市人的眼光看，村庄更像是绿色田野里的垃圾场。

　　石子路坑洼不平，一栋栋简陋房子裸露着红砖，干涸的灰色水泥从砖缝间溢出，于是整面墙都灰迹斑斑，有的墙上还被歪歪扭扭的白色标语占据。路边堆满垃圾，黑色的污水恣意横流，每个人的穿着似乎也受到这里环境的影响，皱巴巴的衣服衬着黯然无神的脸。

　　一栋黄色的土房里住着何继斌和他的父母、哥哥。推开门板，空荡的房间左边的墙角摆了一个长木椅，上面摆着一堆衣服，右边的地上放着一只煤气瓶和一个单头煤气灶，饭碗散落在周围，黄色高低柜的一只柜腿下垫着厚纸片，柜门是个木框，框子里没安玻璃和其它木板，于是可以穿过框框看到柜子里空无一物。

　　这间房子被两堵墙隔开，后面是何继斌和哥哥的房间，一张大床上散乱堆着被褥，靠窗的墙上贴了两张五彩斑斓的明星照片，其中一个是谢霆锋。父母的房间在另一边，也有一张堆着被褥的大床，一条布帘的后面放着几个竹编的大簸箕，那是养蚕用的工具，现在是冬天，不是饲养的季节，簸箕散放在地上。

　　“千万不要拍照”，何继斌的母亲韦桂琼央求着，“家里丑死了”。

　　从早到晚，村子里寂静无声。何继斌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他15岁。

　　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15岁是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时候他可以继续上学，如果学习不好或者上不起学，那么摆在他面前就只有一条路可选——尽早工作。

　　何继斌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因为“读书没意思”。问他是否想过读大学，他低头腼腆地笑了。“我们家只有继斌的姐姐读过中专。”何继斌的妈妈韦桂琼说。

　　继斌的姐姐是大叔的女儿，大叔一家人都在东莞打工，大叔在一个胶带厂，大叔的妻子在一个毛纺厂，大姐在手袋厂，二姐则是一家制衣厂“坐办公室的”。

　　大叔一家人都在东莞，平时却难见一面，他们的厂在不同的镇上，各自住在工厂的宿舍。靠一家人打工，前年他们家盖了一栋两层的水泥楼房，楼房挨着继斌的家，高出整整2米多。

　　大叔一家是最贴近的榜样。何继斌一家也是四口人，却只能住在三十多年的老土房里，“连田带地总共只有一亩多，养蚕每年能挣五六千元，现在种甘蔗也不挣钱了，种好了也只能卖两千多元”。韦桂琼决定和两个儿子一块儿出去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