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女生冰冻十年等待解疑(组图)

女儿走后，写字成为老仇除了奔波上访以外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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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从黑发到白发，老仇还能坚持多久

十年前最后一个团聚的春节

看着女儿婚照,老两口相对无言

　　美院女生冰冻十年疑点调查

　　-请告诉父母女儿为何服毒自杀

　　-法医病理学专家首次详解验尸报告

　　◎文/本报记者 蒋文娟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媒体持续关注的中央美院女生离奇死亡案，最近有了一个无奈的结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表态不能推翻当事人自杀死亡结论，死者家属申请9年、几度有可能实现的第三次尸检鉴定希望破灭。

　　1996年9月9日凌晨，刚从中央美院毕业的24岁女孩仇映红在与男友苏清福的同居住所中敌敌畏中毒，转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9个月后，仇映红的哥哥在调查其妹妹死因的路上遇

　　警方认定仇映红是自杀，不予立案。两次尸检结论均为：“仇映红符合有机磷中毒死亡。”但仇家人认为许多疑点没有弄清，不服。

　　10年里，为查清女儿的死因，为了要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解释，请律师打官司、奔波在各部门之间成为父亲仇德润生活的全部。

　　为了保存证据、等待第三次尸检，老仇夫妇一直没有将女儿火化，女孩在医院太平间里已经被冰冻了10年。

　　从黑发到白发，有人说老仇太较真；也有人说，老仇较真，是因为他有疑问，为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细致的解释，给他一个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答案？

　　给一个解释就这么难吗

　　再次尸检无望

　　左顶部头皮有皮下出血，心前区等处有5个穿刺针眼，双肺淤血水肿……女儿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敌敌畏是她自己喝的，还是别人灌的？10年来，仇德润带着对尸检的疑问走遍各个部门，第三次尸检也成为老仇上访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

　　“2005年5月20日公安局大接访，我真见着局长了，是一个副局长接待的。” 提到这次和局长的见面，老仇很兴奋：“当时双方达成了共识：局长再找专家给鉴定；找到苏清福，解决赔偿问题……这是记录在案的，我当时填了三张表，但是现在我找警方，他们不承认了。我要求看当时的接待记录，上面有局长签署的意见，他们不拿出来。”

　　此前的2004年7月27日，海淀公安局给过老仇一个信访答复。意思是维持仇映红自杀的结论，但同意仇映红再次尸检并帮助联系。据老仇说，这也是警方给他们的第一次书面写着“自杀”的结论。“但是，他们承诺的事情，后来推翻了，我没有办法才给人大代表写信。”老仇说，就连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都接待过他，并于2003年9月27日答应国庆节后再次进行尸检，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回复说警方办案程序合理，不给鉴定了。”

　　第三次尸检几次有望实现，但最终流产。

　　警方不愿否定自杀结论

　　2006年7月20日下午2点半，仇德润突然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电话，信访处的潘警官说，让他马上赶到分局，4点钟将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的见证下给他一个答复。

　　从来都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的老仇这回打了次的。

　　答复是针对老仇今年5月第二次写给吴青代表的信，老仇要求公安部门兑现承诺，帮助联系上海司法鉴定中心为女儿做第三次尸检。

　　警方当着吴青代表和老仇的面给上海打了电话，对方说按照程序，个人委托是不行的，必须由司法单位出面委托。警察放下电话向老仇表态：海淀分局肯定不能委托，因为已经定为自杀，警方不能否定自己再去鉴定。

　　“答应的事情为什么改口？”老仇不明白。“这种理由我不知道能不能成立，他的意思是已经认定自杀了，我不能否定自己的结论帮你再做鉴定。以前不是这个理由，以前是说，公安部已经鉴定了，所以不再给你做了。”

　　警察告诉老仇，想让上海鉴定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比如找检察院委托办理。老仇说，北京市的公检法我跑遍了，他们意见是一致的，我找哪都不行。

　　这是一个口头答复。老仇说：“这是公安局给吴青的答复，也等于是给我的最后答复，我看到他给吴青一个报告。但是吴青没有给我看，我也不好跟她要。”

　　这个答复让老仇有些绝望。

　　就想要个解释

　　许多人说老仇太较真，有关部门也嫌他“没完没了的”，而老仇只认一个理：你没有拿出一个能让我们信服的解释，这哪行啊？说是自杀不应该有个理由吗？

　　老仇一直没有从公安部门拿到女儿的尸检报告，直到2005年5月26日，老仇无奈中将三家医院告上法庭，才通过西城法院调来了尸检报告。“没有人给我们解释尸检报告。第一次尸检是双肺水肿，第二次变成双肺淤血水肿。多了一个‘淤血’，但没有人给我们解释。这就是我们不服的原因。”

　　老仇说，就是不再做尸检了，也希望有关部门给出一个文字说明。“让专家给我们看看，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报告，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我就要求他给我们一个解释。”

　　记者带着老仇的问题联系了海淀分局信访和宣传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与市局联系”，记者将采访问题传真至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截至发稿时未得到回复。

　　上海司法鉴定中心的吴处长告诉记者，从程序上，必须有司法单位委托，鉴定单位才能接受当事人的尸检要求，鉴定单位只对委托方负责。而对当事人的疑问，委托方有义务回答并解释。吴处长强调：“这个国家有明确规定。”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对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有专家提出过质疑：为什么要对公民司法鉴定的权利进行限制？

　　警官失约

　　为了这个尸检答复，潘警官原和老仇约的是7月17日见面。

　　17日早晨，记者听到消息赶到海淀分局门口时，老仇已经锁好车子站在大树下。他手提着个黑色的人造革旧书包，那里面装的是厚厚一叠上诉材料，这个包，他走到哪带到哪。他远远地冲记者招了招手，露出笑容，让人看不出他是个有着不幸经历的老人。

　　9点，记者陪着老仇走进了海淀分局的信访值班室，一位年轻警察看到老仇熟悉地打了个招呼：“哟，老仇来了，和谁说好了吗？”老仇说：“是潘警官叫我来的。”“他今天在外面呢，我帮你问问他吧。”

　　等待的过程中，记者想去

　　回到值班室，年轻警察让老仇接电话，老仇拿着听筒听了好一阵儿，问道：“那今天就不行了是吧？好吧，那就这样吧。”他转身对记者说：“他今天在外头呢。让我改天来。”

　　冰冻十年的女孩

　　从分局走出来，老仇推着车子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说想去看看女儿了。“好久没去了”，他说。

　　还有不到两个月，女儿就在武警总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躺满10年。10年里，老仇只来了六七次，他不敢叫老伴来，就是两人路过这里，也拉着老伴远远地绕开。

　　父女相见

　　“每一次来，都要给她买花，女儿喜欢花。”老仇说。

　　医院门前的好几家花店都没有留住老仇的脚步，他匆匆环视一眼便继续走进下一间花店。他对记者说：“一定要菊花。”在一家店里他看到黄色的菊花，问店主：“有没有白菊花？”店主说：“白菊花没有，百合也不错，来一束吧老师傅。”老仇回过头，认真地对记者说：“一定得有白菊花。”

　　菊花不贵，1.5元一枝，老仇没多要，两枝黄的两枝白的，指导着卖花女孩按他的意思包好，直到看着一根粉红的丝带扎紧花束。他牢牢地将花捧在胸前，递上了6元钱。记者知道，他们老两口一天的菜钱不足4元。

　　穿过医院主楼，进入后院一座小楼，在长长的地下室走廊尽头，拐一个弯，便是老仇女儿躺了10年的屋子。记者和老仇来时，地下室正在施工，挺嘈杂。

　　拉开冰柜第二层抽屉，黄色绣着小花的尸袋缓缓露出。管理人员执意不让打开袋子：“时间太长了，人已经没法看了。”

　　老仇轻轻地却有些失声：“映红，爸爸来看你了。爸爸也不想你躺在这里，没办法！”他走得更近一些，不顾管理人员的反对将花插在冰柜上继续表白：“好长时间没来了，爸爸妈妈身体都挺好的，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的事情弄清楚，已经10年了，我们不能让你在这呆了，真的不愿意让你躺在这里啊。”

　　老仇左手挡住了眼睛，没有让泪水流下。

　　临走时，他一再歉意地跟看太平间的人解释：“我们事一办利索，马上就处理，实在不好意思。两个孩子都没了，都是大学毕业……她刚刚毕业，还没走上工作岗位呢，就死了。”

　　看守太平间的人告诉记者，现在这里成为一个临时的存放处，只有仇映红一具尸体了，从1996年到现在，看守的人换了好几拨。“冰柜用了十几年，都老化了。”看守人说，“也呆不了多久了，等那边建好就要搬了，最晚明年过年。”

　　老仇说，儿子死后骨灰放在上海，托亲戚保管。他想等女儿火化后将骨灰带去和儿子团聚，一起撒进海里。“这样我们也能安心了，但是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呢？”

　　噩梦突然降临

　　10年前，老仇的一对儿女是他们的骄傲，兄妹双双毕业于中央美院在家乡传为美谈。1996年9月9日，星期一，是仇德润家噩梦的开始。

　　上午10点，家里突然接到女儿男友苏清福的电话，说仇映红出事住院了。当天，仇德润夫妇乘飞机赶到北京。才到医院门口，他们就接到女儿的死亡证明：仇映红死于“敌敌畏重度中毒”。

　　1995年2月，正在上大三的仇映红与福建商人苏清福相识。11月，两人开始同居。

　　据苏清福对警方的交待，2006年9月8日晚双方吵架后，仇映红躲进卫生间。苏“捅破了返锁的门，才进入洗手间，她在洗手间内是否喝了敌敌畏我不知道，她当着我的面喝了一口。”　　　

　　苏清福叫来自己的司机，将仇映红送到空军总医院抢救，后以空军总院不能做血液透析为由，深夜打电话叫北京市急救中心将仇转送至皇苑医院，9月9日早7点，仇映红因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对仇映红之死的结论是自杀，并于女儿死亡的当天晚上口头告知老仇夫妇。为查明死因，在仇德润夫妇的要求下，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分别于1996年9月19日和1997年1月13日为仇映红做了尸检，结果均为：“仇映红系在无暴力胁迫的情况下口服敌敌畏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父亲四处奔波为弄一个明白

　　提起连环诉讼

　　对于女儿自杀的说法，仇德润不能接受。

　　警方不立案，老仇先将苏清福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要求民事人身伤害赔偿，海淀法院及北京市一中院先后判其败诉。仇德润申诉又被驳回，后来仇德润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口头告知不予立案。

　　2003年6月27日，仇德润将当时抢救女儿的三家医疗机构告上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要求赔偿80余万元。2005年12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处北京市急救中心和北京天昱医院承担部分责任，共计赔偿2.4万余元。尽管判赔数额很少，但这是仇德润老人九年来官司的首次胜诉。

　　这是我们一生的失败

　　2006年7月13日，记者来到北京恩济里小区内老仇的住所——这也是女儿生前和苏清福同居的房子。

　　桌上摆着那张被媒体反复刊登、老两口最喜欢的女儿照片。旁边的台历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静静地坐在小河边，双手托着腮。老仇的老伴单阿姨说这个小女孩长得很像女儿小的时候，所以一直摆着，不过“没我女儿好看。”对着记者，她反复打量，说：“我女儿也是你这么高挑的个儿，长长的头发，可漂亮呢！”

　　小书房里贴满了老仇写的毛笔字，虽然自认为写得不好，但“总算是儿女走后，自己除了奔波上访以外的一个精神寄托”。

　　单阿姨穿着蓝白碎花的布裙，搬一个小板凳坐在老仇身后。她回忆，女儿死前20天，1996年8月21日，夫妇俩来北京看过女儿，当时女儿和苏清福已经照了结婚照。虽然不满意只有初中文化的苏清福，但他们在得知女儿已与其同居后，要求女儿马上领结婚证。“记得那天，老头和女儿吵得很厉害，闺女还哭了。”

　　再往前推一个多月，仇映红引产过一个21周大的孩子，这件事情老仇夫妇当时并不知道，整理女儿的遗物时发现了三零四医院的引产住院证明。“都5个月了呀，我闺女咋这么傻呀？如果我当时知道，说啥也不能让她遭这么大的罪！”

　　单阿姨不相信女儿会自杀：“前一天，女儿还高兴地给我打电话呢，还给小学老师发了电报，祝贺教师节”。另外，“我们发现她一个记账本，记到了9月8日，9月9日的日期已经写好，她怎么可能想死呢……”

　　“我没有一天不想他们，常常一坐到天亮。我多少钱能买回我的两个大学生啊？”与记者聊天的5个小时里，单阿姨第六次因流泪而中断讲述。“这是我一生的失败，我是个不够格的妈妈。”

　　自行车是唯一代步工具

　　女儿死后，老仇就开始在各部门奔走。开始是儿子陪着跑，后来儿子也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路上。

　　舍不得乘公交车、地铁，自行车是老仇唯一的代步工具，10年里他丢了两辆车。有时单程要骑一个多小时，他自己带水，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就和你们上班一样，一到休息日，我们心里才放松。”单阿姨说：“我说老头出去走走吧，在家里难过呀。平时老头起大早排队，到法院、到公安局、到检察院，冬天多冷、夏天多热，风雨不误。有时接待的人心情好一点，我老头回来脸就好看一点，他要是碰上的人态度不好，回来心情就更差。”

　　“跑的最多的是海淀公安局，数不清楚了。跑北京市一中院，光有记载的就70次，哪个庭长接待我，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下来了。公安部也去了几十次。可是，”老仇叹了口气“十年了，毫无结果。”

　　记者问老仇，有没有想过让自己的后半生过得快乐一点？

　　老仇回答：“亲人也说，你们老两口好好注意身体，最好不再打了。但我们能放弃吗？”他反问：“换位想想，如果是你的话，要不要弄个明白呀？”

　　十年无人解答的疑问

　　喝了多少敌敌畏？

　　老仇夫妇回到女儿和苏清福同居的住所，一瓶敌敌畏放在对门的鞋架子上，苏清福说仇映红喝下的就是这瓶敌敌畏。从瓶子刻度来看，大约少了50毫升，但是抢救仇映红的空军总院医生却证明：“据患者陪人介绍，患者服用敌敌畏约500毫升。”

　　记者在采访中还得到了几个不同的数据：急救中心的记录说死者服用了200~300毫升；公安局的报告中说服用了150毫升；皇苑医院的记录是50毫升。

　　空军总医院的证明说，用3万毫升水把仇映红的胃洗净了，但后来公安机关的尸检结果是胃里敌敌畏的浓度是3.033mmol/ml，老仇想不通，为什么还有这么高浓度。也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服毒数量会有这么多版本。

　　遗憾的尸检报告

　　第二次尸检鉴定有这样的内容：“仇映红左顶部头皮有皮下出血，右臂及右腿有软组织挫伤，分析曾与他人厮打。”对此，警方曾解释说：“死者在送至医院时无外伤，因转院、治疗及移动过程中有可能造成轻微外伤。”

　　但这说服不了老仇：“女儿中毒后，苏清福和他的司机开车将仇映红送到医院。他们在运送中都没能给女儿身上造成伤痕，怎么会在急救中心在转院时造成这么多外伤？”

　　“不仅如此，两次尸检都没有对仇映红的指纹进行鉴定，无法与敌敌畏瓶子上的指纹比对。不做指纹怎么证明是我女儿自己喝的呢？敌敌畏哪来的？”这些疑惑始终存在老仇夫妇的心里。“我们自己请医师查看女儿尸体时发现，她的口角左下方有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肤撕脱，这一点尸检报告中没有提到。”

　　转院之谜

　　仇映红经空军总医院抢救已经稳定，为何突然被转院？这是老仇最大的疑惑。空军总医院称，转院是苏清福再三要求的，苏还自己叫来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和医生，要求转往可以24小时做血液透析的皇苑医院。

　　老仇认为，女儿不是抢救无效死亡，而是抢救有效却转院导致死亡。

　　北京急救中心的出诊记录上：3点钟将仇映红从空军总医院拉出，3：08分到目的地，而皇苑医院记载3：55分送入皇苑医院，4：00抬入血液净化中心。在长达近50分钟的时间里，仇映红在哪儿？北京市急救中心没有病历记载，这50分钟北京急救中心观察病人病情没有？对仇映红进行救治没有？由于病历的缺失，这些都没有人能够解释。

　　10年来，老仇一直在寻找病历，“皇苑医院先说管病历的人不在，后说未建病历，再后来又说发大水泡了。”直到今天，空军总医院和皇苑医院都未拿出病历，北京急救中心拒向老仇提供病历。

　　记者试图寻找疑点答案

　　专家详解验尸报告

　　给老仇一个解释，真就这么难吗？记者找到我国著名法医病理学教授麻永昌，给他看了仇映红的两份尸检报告和关于此案的材料。

　　记者：敌敌畏的致死量是多少？

　　麻永昌：成人的口服致死量每公斤体重56毫克，50公斤体重的人2800毫克就会致死。他说喝了50毫升，用不了这么多，二三毫升就完。

　　记者：如果抢救及时，有没有可能救活？

　　麻永昌：一般极少。送到医院这个过程怎么也得10分钟吧，敌敌畏是强毒，10分钟20分钟就不行了，基本是没办法抢救的。到医院就根据人的身体状况了。

　　记者：当时转院的理由是，空军总院不能24小时做血液透析，皇苑医院可以24小时血液透析。这个有必要做吗？

　　麻永昌：那是可以的。空军总院的抢救方案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转院，他要是说透析的话也说得过去，如果皇苑医院24小时透析的说法成立的话这倒是个理由。做透析将血液过滤一下，可以把血液里剩余的毒排出来，洗胃只能把胃里的毒洗出来，但实际早就吸收进体内了。两次解剖，证明不仅胃里面有，肝、肺、血里都有，已经被吸收了。

　　记者：您认为还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尸检？

　　麻永昌：没有必要了。从尸检报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身上的伤痕都不是致命的，但能证明有过外力，这说明她喝药以前两人可能发生了矛盾，也许被打了也许……总之有一个过程。但死因还是敌敌畏中毒没问题，量足足超过了。

　　记者：有专家告诉家属双肺淤血水肿是强灌造成的，家属对心前区有穿刺的针眼、腹股沟处有针眼也有疑问。

　　麻永昌：重度敌敌畏中毒药是可以造成双肺淤血水肿的，和强灌没有关系；穿刺针眼应该是医院抢救造成的，一般心前区有针眼都是医院抢救的，比如打强心针。腹股沟的针眼有可能是大腿输液。

　　记者：家属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空军总院医生写的材料上说：“当时洗胃用水30000毫升，致提出液中无明显的异味”，但是在尸检报告中又说胃里敌敌畏的浓度是3.033mmol/ml。

　　麻永昌：胃里虽然没有味了，其实在胃壁里还是有，胃黏膜已经被腐蚀了，人体解剖时还可以检出。

　　末了，麻教授总结：敌敌畏异味强烈，入水不溶，不是他杀的首选。有一种情况是双方吵架采取激将法，激她自己喝，这种情况有，但不好查证。灌服的可能性也不大，强行灌入要有厮打的过程，敌敌畏会洒得到处都是，嘴的周围等处必须有暴力痕迹，脖子也会有掐的痕迹，同时也有可能灌入气管里。而报告上提到的那些伤痕不足以证明暴力强行灌入。假设麻醉了，但尸检报告中没有检出安眠药物，况且麻醉以后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灌服。

　　转院做血液透析之说成立

　　根据麻教授说的，如果空军总院不能24小时透析，而皇苑医院可以的话，做血液透析还真是个“说得过去”的转院理由。老仇不相信，那么大的空军总医院夜间不能做透析，这一点，没有人去为他核实，记者做了调查。

　　(记者致电天昱医院)记者：咱们医院是不是可以24小时做血液透析？

　　天昱医院：可以。

　　记者：从什么时候就可以24小时做透析了？1996年以前就可以做了吗？在皇苑医院时期就可以做了吗？

　　天昱医院：对，那时就可以做。

　　记者：如果有急诊病人送来可以做吗？

　　天昱医院：可以，我们有大夫电话，随时可以过来给做。透析室不是24小时值班，但医院是24小时的，需要就可以给大夫打电话。

　　(记者致电天昱医院透析室)记者：我想咨询一下敌敌畏中毒做透析是必要的还是可做可不做的？

　　天昱医院透析室：是必要的。

　　记者致电空军总院，急诊科值班人员说：“做透析应该在正常门诊的时候吧，正常班。应该不能24小时做，他们晚上都下班。”

　　相关调查>>>法院老找不着被告

　　一位始终关注此事的记者说，当年法院迟迟未开庭审理仇德润诉苏清福一案，原因是法院找不到因另一桩案件已被判刑、仍在服刑期内的被告犯人苏清福。

　　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居然会找不着，这实在令人感觉费解。2000年10月，面对无助的老仇夫妇，这位记者决定试着找一找。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位记者通过打电话，仅用半天就找到了苏清福。

　　在老仇起诉三家医疗机构后，还因找不到皇苑医院而拖延过诉讼。

　　“这个医院搬了家，改了名，现在叫天昱医院。但只是名称和地址变了，其他什么都没变，法人代表一直是原来的。”老仇怎么也想不通光找这个医院地址就找了两年。“西城法院的法官硬说找不到这家医院。我们找到了，还让海淀区卫生局出了证明，拿着证明、门牌号码，自己去看病的收据给法院，法院还说找不着。我跟法官说，‘我出钱打车，拉着你去找’，他不跟我去。”老仇一说起这事，声音都提高了几分。>>>访吴青

　　一直关注这个案件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认为老仇夫妇陷入了一个为女追凶的情结。

　　记者：您对他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吴青：我是希望如果对孩子的死亡提不出新的、明确的证据，他们应该从这个情结里出来了。要往前面看，他们还需要活呀！

　　我要尊重的是证据和法律，法律定罪要有证据，单凭逻辑推理是不行的。

　　我也很同情他们，但我作为地方的人大代表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可以找全国人大代表。>>>苏清福其人

　　苏清福，福建南安人，曾是青岛电站阀门厂北京供销公司经理，在北京西站建设过程中，通过行贿向西客站供热厂推销了价值2000余万元的劣质阀门，被媒体形容为“一条啃吃北京西客站工程的蛀虫”。1998年因此被捕，199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苏清福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家庭情况证明显示，苏已婚且有子女。

　　在仇映红1995年12月7日写给苏清福的信中，提到苏和一姓尹的女子关系亲密。老仇告诉记者，在仇映红死后，苏与尹姓女子同居并生了个孩子。

　　现在苏清福消失在老仇和警方的视线中，不知去向。

　　记者辗转查到了南安市两位叫苏清福的男子的电话，通话后均不能确认是仇映红当年的男友。一位当场否认来过北京；另一位24岁，他告诉记者，他听人说过记者要找的康美乡梅元街那个苏清福，住的离他家不远。听说过这个人的一些故事，但并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