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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北京住进临时防震棚(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9日16:52 南都周刊
7.28北京住进临时防震棚(组图)

华国锋总理在接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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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北京住进临时防震棚(组图)

博茨瓦纳总统在参观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7.28北京住进临时防震棚(组图)

救灾人员正紧急赶向灾区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北京出奇的热,27岁的把先生夫妇去了新东安市场北门的吉祥戏院,看一个南方来北京汇报演出的曲艺节目,看完戏到家已经夜里10点多了,没过多久他们就睡下了。但是,在某剧团担任编剧的王大林却睡得很晚,反常的天气让他始终没有睡熟。到了下半夜,王大林突然感到一阵天摇地晃,接着听到东边的山墙一声巨响,山墙倒了半边。“地震了!”他大喊一声,一跃而起。同样在夜里被地震惊醒的把先生,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时间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蓝光闪过之后

  王大林一边大喊,一边将妻子和母亲都拉到院里。这时大妹妹一家人还在东厢房没有出来,他们在里面试图开门,但由于门锁变形一直打不开。38岁的王大林聚集浑身的力量,将门一脚踹开。

  邻居们也都跑了出来,挤在四合院的正中间——估计不会被晃落下的瓦砾打到的地方。大家慢慢镇静下来,忽然发现很多人都只穿了内衣,于是许多人回去穿衣服。有些人惊魂未定,还难以相信大地震就这么发生了。

  事实上,几个小时之前,与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大林一家感受到一次轻微的地震。他们当时正在位于白塔寺的家里,很明显地感觉到家里的电灯左右晃动——那时家里的白炽灯挂在一根绳子下面。“地震了”,大家议论几句,都没有放在心上。

  当日凌晨3点多,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突然被妻子摇醒,她感到床在轻微晃动,“一定是地震了”。7月14日,黄相宁和同事向国家地震局提交过一个报告,预测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可能有5级左右的地震,可惜没有得到领导的足够重视。黄相宁和妻子讲过这个事,所以她对地震非常警觉。

  39岁的黄相宁与妻子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强震来临之前,他们抱起三个孩子马上跑到院子里。这时,就看到东南边的天空闪着蓝紫色的光,是地光,黄相宁预感到:要出大事了。

  果然,几秒钟以后,大地更剧烈地摇晃起来。黄家房子的一侧墙壁,出现了5厘米的错位。黄相宁还无法判断地震来自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灾难性的。

  正在上小学的张强幼年丧父,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北京西城区的小珠帘胡同,那是最有老北京民居风情的地方。凌晨3点42分,张强和母亲跑出屋子,只见四周的房子发生着不规则的上下、左右晃动,闷雷声似乎是从脚下发出的。邻家小院的外墙皮整扇地掉了下来,瓦砾堆满了院子。到大街上一看,坍塌的景象随处可见,整个胡同的居民全都跑了出来,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惨状。

  一个叫柔月的孩子,当时上小学五年级。7月28日凌晨,她是被爸爸拎着脖子和一条腿从屋子里拽出来的。她站在院子里,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抱着弟弟,蹲在院子里不敢站起来,记得当时只有五岁的弟弟问了一句:“妈妈,是不是鬼子来了?”

  柔月家的隔壁有一个孩子叫小五。地震袭来时,父亲把一个枕头当成小五给抱了出去,当妻子惊呼“小五呢?”惊魂未定的他才发现犯了多么要命的错误,又转身冲回屋内抱起孩子,小五居然还十分香甜地睡着,浑然不知灾难降临。

  在长椿街附近的一间平房里,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此刻也被屋子的摇晃惊醒。记者职业的本能,让他想知道地震来自哪里,有多么严重。但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紧急会议

  5点多的时候,天渐渐亮了,王大林开始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有的能打通,有的找不到人。放下电话,他骑车赶往百万庄去看望三姨夫,老人最近身体不好,一个人住在国家建工总局的宿舍里。

  还好,三姨夫和大家一起坐在宿舍楼楼下,看来安然无恙。刚刚聊了两句,三姨夫的秘书匆匆赶到,带来了地震的确切消息。当时还不知震级和灾难的详细情形,但是已经知道震中在唐山,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回家的路上,天完全亮了,沿途每家商店门口都排起长队,大家在抢购食品。王大林也排队买了两盒点心,送回家交给母亲。

  这时候,黄相宁已接到地震局通知,要求马上去参加震情会商会。

  上午8点多,紧急会商会在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国家地震局召开。由于余震还在继续,在会议室里,与会人员明显感到房子在轻微晃动。

  会上,黄相宁汇报了之前对地震的预测情况。后来他才知道,一位到会的新华社记者非常重视,马上回去写了一份内参,直接送达党中央、国务院。

  这个时候,唐山的李玉林等人已赶到中南海

紫光阁,向几位副总理汇报了唐山的灾情。而在国家地震局,人们对地震的情况依然知之甚少。

  地震发生的时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党报已进入印刷车间,当天的报纸上,华国锋总理会见卡马总统仍是最重要的新闻。

  当天下午,徐学江获悉,地震震中在唐山,新华社有3名记者驻唐山,他们发来消息说,唐山已是一片废墟。

  还有一个小道消息传进徐学江的耳朵:根据外国卫星的观察,唐山已从地球上消失。对此,他将信将疑。仅仅一个月以前,他还曾去唐山采访,那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重工业城市。

  差不多同一时间,防震棚中的北京市民也陆续听说,唐山那边发生了大地震。政府通过居委会告知群众,住在防震棚是安全的,物质也会保证供应,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外国总理北京惊魂

  7月28日下午,澳大利亚前总理、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和夫人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飞离北京。他们在北京经历了大地震颤的惊魂一夜,成为有限的几个近距离感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国家贵宾。

  唐山大地震倾覆了唐山市,也重创了北京市。大量民房倒塌,北海白塔的塔尖震掉了,德胜门城楼的屋檐震掉了一个角。由于没有得到官方公布的数字,各种对于死亡人数的传闻和猜测流行于市井。

  对于唐山大地震到底造成多少人死亡,人们当时不知道,甚至此后三年里仍不知道。但这不能阻止人们对此问题的关切,于是各种流言满天飞舞,莫衷一是。

  直到1979年11月,作为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最先报道了“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余人”的消息,成为这条新闻史上著名的“迟到的新闻”的第一发布人。

  新华社记者在当时被要求更多关注抗震救灾的主题,即使对灾情偶有涉及,大多也是模糊处理。

  7月28日当天,新华社记者还特意从首钢发回摄影报道:石钢炼钢厂的工人、干部在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守工作岗位,不断过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7月28日这一天,全厂钢产量超额完成日作业计划。

  防震棚的温暖回忆

  因为随时可能发生余震,家是不敢回去的,只能露天在外面搭个帐篷凑合着。整个北京,防震棚多过四合院,成为当时一景,有的防震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可以容纳十几户人家。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平民生活虽然清苦,却不乏乐观态度。即使在遭遇了天灾人祸以后,他们也会泰然处之。

  小珠帘胡同的居民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大苫布,又凑起一些木棍,五六个院落几十口人就在胡同里搭起了一个临时防震棚,里面是大通铺,男男女女都住在里面了。张强注意到,一些比较传统守旧的大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男女同住在一个屋棚下,到了晚上还是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睡,死活不肯出来。

  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少年不识愁滋味,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防震棚成了他们的乐园,大家在一起说笑打闹,在铺上追来跑去,仿佛成了一家人。

  柔月家当时住的是五户一排的大院子,有六七个小孩子。大人们为吃、喝、住发愁的时候,孩子们反而很开心,因为每户都在院子里搭了防震棚。晚上大人们睡了,孩子们都悄悄地聚在一起聊天、抓蛐蛐、打扑克,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几个“坏小子”还在打赌,看看晚上谁家的家长夜里出的“虚恭”最多,于是哪边有动静了就在地上划一道。

  因为正是学校放暑假,白天大人们都不在家,孩子们乐翻了天。地震后,阴雨连绵,柔月和小伙伴负责照看防震棚——防震棚多是用塑料布搭的,雨水积多了会压塌,于是孩子们过一段时间就要把棚顶上的水捅下来。闲着的时候,谁家有老玉米豆,于是拿出来用锅炒一下,熟了放点化开的盐水再炒干,一起分享美味。

  他向总理说了真话

  整个白天,国家地震局里一片忙乱,黄相宁的心情则非常沉痛,脑子里乱哄哄地想:如果地质专家李四光还在,如果关心地震监测的周总理还在,如果地震局的胡克实局长还没有靠边站(他当时正接受全局的“揭批”),如果短临预报的震级不那么低……

  在那个最动荡的年代,各级领导反倒最怕“出乱子”。对于一座城市,尤其对于首都北京而言,如果地震预测有误,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

  黄相宁在预报的时候,也对震级“有所保留”,这成为他事后懊悔的一个理由。

  自己研究地震近10年了,这一次几乎就要捕捉到大地震的踪迹,但还是没有尽到科研人员的责任。

  晚上10点多,黄相宁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华国锋等国家领导看到了新华社内参,要听地震局的汇报。

  在大会堂台湾厅,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接着,华国锋转身询问黄相宁的预测情况。有了前面汇报的不实之词,黄相宁略感为难,但转念一想,既然领导内参都看了,只能说真话。他汇报了事先对这一带地震的预测意见,同时向领导表示,由于预报震级太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万分内疚。

  华国锋反倒安慰起几个地震局的同志:“我不责怪你们,你们也不要背包袱。”他要求地震局做好余震的预报预防,以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黄相宁后来听说,刘英勇去汇报前曾告诉家人:“我要是没有回来,就不用等我了。”军人出身的他显然做了接受“军法”处置的心理准备。实际上,这场灾难之后,地震局没有任何人因漏报地震受到处罚。

  1976年北京部分数据

  人口

  828.5万

  面积

  16807.8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87.1平方公里。

  GDP

  217亿元(1978年)

  国民收入

  88.1亿元(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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