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奥斯卡纪录片背后的艾滋病家庭贫困与歧视

　　围绕受艾滋病影响家庭的真实与困境，贫困与歧视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鲍小东

　　2月25日，《颍州的孩子》获第七十九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该片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为背景，讲述了艾滋病对感染者及其家庭造成的恐慌，并对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做了详实的记录。

　　阜阳毗邻河南。在上世纪90年代初，非法采血泛滥，颍州区，以及阜阳的阜南县、临泉县等地区的部分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成为贫困儿童。《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颍州区的高峻、任楠楠与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等几个因艾滋病而贫困的儿童，受歧视，甚至被亲人抛弃的心酸故事。后来，在当地政府和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以下简称“阜爱”)的宣传和资助下，歧视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任楠楠找回失去的亲情，高峻则继续着寄养生活。

　　奥斯卡的光环，会给这些孩子及他们的亲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更多的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又会否因此改变境遇？记者的采访，力图探询光环下更多的真实与现实，他们的困境与希冀。

　　因为，歧视尚未完全消除，贫穷依然存在。

　　贫穷·抛弃

　　“如果我带的话，不仅我没这个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别想结婚了，十里八里的，谁敢嫁给你？”

　　2005年初，高峻被自己的大伯和叔叔们抛弃了。

　　“并不是我不想要高峻，而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抚养他。”2007年3月3日上午，在新组建的家里，高峻小叔叔高尚全(化名)说。

　　今年，高峻的大伯高建臣一家人，连春节也没有回家，夫妻俩带着2个未成年的孩子外出打工。高峻的三叔也常年在外打工，而且至今单身。只有小叔高尚全自2005年底以来，一直在家务农。高尚全在外打工多年，终于在2005年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安徽宿州人，他们于2006年5月结婚。今年元宵节那天，他们的女儿刚满3个月。结婚时，他们除了向亲戚借了一笔钱，还在商店里赊了一部分账，至今未还。

　　而他们的家里，只有一台洗衣机是最值钱的家当。厨房里除了一口锅，什么都没有。他们在岳父母家过年，直到大年初六才回来。

　　3月3日上午，高尚全在家带孩子，老婆去派出所给女儿办户口。不久，派出所来人告诉他，他的妻子在派出所晕倒了，高尚全想送她去医院，但是妻子为了省钱拒绝了，只是回家睡了一觉。中午，夫妻俩各吃了一袋方便面。“她是身体太虚弱了。”高尚全说。

　　和高家同村的一位姓王的村民说，高家历来都很穷。

　　高尚全的爷爷奶奶很早离婚，奶奶要饭落户到颍州区王店镇王店村，后卧床四十多年，师范大学毕业的父亲是远近有名的孝子，一直留在农村，侍候母亲。高尚全的母亲有精神病。高尚全从记事时起，家里从来都是一天吃2顿饭，连床和被子都没有。高的妻子刚来时，他从邻居家借了一张床。

　　因为贫穷，高尚全的父母和二哥二嫂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卖过血，2004年这一年，高的二哥二嫂和父母相继去世，他的奶奶也因高龄，于这一年离世。一年内，高家失去5个亲人。当时，高尚全还没有认识现在的妻子，大哥有2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刚出生不久。

　　二哥二嫂留下3岁的高峻，同样患有艾滋病。

　　高尚全的母亲尚未离世时，高峻和奶奶一起生活。高建臣说，只能与高峻和奶奶分开住，“否则正常的生活没法过。我也有家庭，没办法”。

　　《颍州的孩子》记录了那时高峻的孤独情形，当健康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高峻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偶尔追打家里的猪和鸡。同村的一个同龄的小女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没有去高峻家玩过，因为“他有病”。那时的高峻，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疙瘩，他总是低头斜着眼睛看人。就连大伯家的孩子也不和他一起玩耍。

　　高建臣说:“俺家的孩子和他玩了，别人的孩子就不与俺家的孩子玩。”

　　当年8月份，高尚全和大哥一起将高峻送到孤儿院，但因为艾滋病，孤儿院又将高峻送回来，并建议他们找“阜爱”的会长张颖，2004年8月以来，该协会每月给高峻资助400元生活费。当年年底，高峻奶奶去世了，他和两个叔叔共同生活了仅十几天。

　　“如果我带的话，不仅我没这个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别想结婚了，十里八里的，谁敢嫁给你？”高尚全说。

　　2005年2月26日，张颖带着高尚全和高建臣，将高峻送给同样患有艾滋病的丁开锋夫妇抚养，丁开锋所在的王店镇顾庄村艾滋病患者较多。

　　协会每月资助高峻的400元钱，也交给丁开锋，高建臣还签了一份协议称，“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找他(指丁开锋)什么麻烦”。

　　叔伯们离开的时候，4岁的高峻没有哭。

　　歧视

　　老师将她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庄子里的人都不跟她们玩。

　　当初，与高峻一样，《颍州的孩子》中的另外几个艾滋病贫困儿童:任楠楠，黄金红、黄新梅和黄新雷三姐弟，都受到了来自身边的歧视。

　　家住王店镇顾庄村大任庄的任楠楠，是“阜爱”资助的第一个艾滋病孤儿。该协会会长张颖回忆说，2003年的一天，她受阜阳一名副市长之托，陪美国汉普郡大学的社会学家肯·约翰逊了解阜阳孤儿的情况，他们去了福利院及孤儿家中，看到了患有艾滋病的孤儿任楠楠。那时的楠楠，头发乱蓬蓬的，结到一块儿，满脸是疮。

　　接下来的星期六，这名副市长和张颖带着各自的同学、朋友，共20多人，又去福利院及孤儿家中探望，同行的人都为所见感到吃惊。在回城的路上，这位副市长建议，由张颖牵头，成立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

　　任楠楠的父母相继于2002年和2003年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任楠楠三姐妹，大姐那时已经结婚，婆家人允许她买东西来看楠楠，但不让她呆太长时间。16岁的二姐和任楠楠相依为命。

　　楠楠以前在唐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于2006年并入王寨小学，楠楠也转入王寨小学读6年级。唐庄小学校长任友斌和楠楠是同村。

　　任友斌回忆说，三年级前，楠楠并未发病，发病后，楠楠的精神很不好，内向，不说话，即使别人和她说话，她也不搭腔，浑身无力。她的家离学校1公里，她要休息几次，才能走到学校。村里人都认为她活不久了。叔叔、婶婶不敢接近她和她的父母，老师、同学也都不敢接近她。老师将其安排在教室最前面，一个人坐。

　　张颖在发现任楠楠后，开始对她进行每月400元的资助，并带她看病。2004年5月，楠楠在医院医治，二姐负责照料。但二姐的朋友劝她远离楠楠，于是，二姐无声无息地出走了，直到当年春节才回家，并结婚。但她一直对自己的丈夫隐瞒了楠楠患有艾滋病的事实。

　　之后，楠楠与8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

　　黄金红、黄新梅的父母也因艾滋病去世，尽管他们三姐弟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仍然遭到了歧视。

　　在纪录片里，黄新梅哭着说，小学三年级时，同桌的同学要求与她分开坐，后来老师将她一个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同学们不敢接近她们，不敢和她们说话。黄金红说，邻居的孩子也看不起她们，说父母的病传染给了她们，庄子里的人都不跟她们玩。

　　黄金红的二伯黄瑞听回忆说，他的弟媳妇去世时，是他帮她穿寿衣的，别人都怕，弟媳妇下葬的时候，村里人不允许其在附近埋葬，怕

　　比高峻、楠楠幸运的是，黄家三姐弟的大伯和大娘收留了他们。张颖曾在2005年和2006年的大年三十，在大伯家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但是，纪录片中的那些生动的场景已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大伯和大娘都在2006年因艾滋病去世。

　　黄家三姐弟只得与80多岁的奶奶一起回到自家居住。

　　黄金红在“阜爱”的资助下就读一所中专，平常住校。黄新梅和黄新雷都在读初一，协会每月资助他们每人100元生活费。当地政府从2005年开始，为他们每人每月发放80元的救助金。

　　黄家破烂的墙壁上贴了很多黄新梅和黄新雷的三好学生的奖状。3月3日，黄家三姐弟的堂兄说，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明显下降，因为最近一两年，“阜爱”会长张颖多次带黄家姐弟与楠楠、高峻等赴北京香港等地参加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