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海参崴的中国烙印:华人生意渗透到各行业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05日09:23 南方都市报
俄罗斯海参崴的中国烙印:华人生意渗透到各行业
为了提高效率,李玉荣特意买了汽车,也要用它接送家人,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俄罗斯海参崴的中国烙印:华人生意渗透到各行业
李家人吃饭时,阵势不小。

俄罗斯海参崴的中国烙印:华人生意渗透到各行业
海参崴华商聚居的83和85号楼。

俄罗斯海参崴的中国烙印:华人生意渗透到各行业
李玉荣把包下的房子分成小间,供越来越多的家里人居住。

  俄罗斯淘金梦

  巴士和船正在将无数的中国人运往彼岸,俄罗斯人坐不住了。

  一座被中国人称作“海参崴”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的生意已经渗透到它的各个行业,深深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通过迅速扩张的生意和家族式的迁移,中国人在海参崴的人口和生意一起膨胀。

  虽然在海参崴生活多年,但这座长满了哥特式建筑的俄罗斯城市对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这么近,又那么远……□采写:本报特派记者喻尘摄影:本报特派记者刘可

  从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边境口岸过关,有公路和铁路通往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的每个城市。绥芬河国际客运站发往乌苏里斯克、格城的班车20分钟一趟,哈尔滨和牡丹江等城市每天也有多趟国际班车发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远东的城市与中国东北城市的陆上客运频繁,和中国内地城际客运非常相似。

  于是,中国内陆省份正在进行的“春运”被复制到了俄罗斯远东。每天,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国男女填妥一张俄文的入境单,缓慢通过几位中年发福的俄罗斯女边防安检官员的检查,走过一个摆放着苏制坦克、大炮的兵营,前方就是窄窄的公路,国际班车等在那里,重新出发,俄远东的荒原招手在望。

  这条公路正在演绎着一场名副其实的中国版“春运”,在中方和俄方的巴士上,俄面孔的人成了“少数民族”,中国男人们操着东北腔说着笑话,巴士如同他们自己的家。乌苏里斯克车站是一个中转站,中国人占据了几乎全部的站台,俄文的标牌提醒外来者,这不是在中国的县级城镇。

  中国版“春运”同时在其他的中国通往俄罗斯腹地的道路上进行。冰封的黑龙江阻挡不了路途,那些买了180元船票的人,把一筐筐青菜、保鲜的草莓,从中国南方运到的香蕉,吃力地装进江面上的气垫船里。每艘搭载20-40人的气垫船10分钟开出一次,但滞留在海关的人并不见减少。

  巴士和船正在将无数的中国人运往彼岸,俄罗斯人坐不住了,早前,俄罗斯著名的《独立报》刊发文章《是的,我们都是亚洲人》,作者担心几年后在远东的中国人将达到800万至1000万。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一个10万人的数字,远东经济研究所则评估说是20万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的首府,中国称之为“海参崴”,一座在许多中国人的常识中曾经属于中国的城市。据俄官方的统计,目前,该城市有1万中国人居住和经商。中国人的生意已经渗透到海参崴的各个行业,深深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

  一个家族的远东迁移

  那是前苏联分裂后的饥馑岁月,“修一条拉锁要100多元人民币。”李家的生意从一个修鞋摊裂变了。生意的裂变加速了家族人口的迁移,2000年后,李家在海参崴的人口和生意一样膨胀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座可以看到电厂烟囱的山上,一幢老式楼房的一层,一半住着中国的

留学生,一半被一个叫李玉荣的中国人承包了。

  李玉荣将包下来的房间分拆转包给在海参崴做生意的中国人,留下一些房间给自家人住。“弟弟、姐姐、堂弟几家,还有我雇的工人,我和爱人住在这里”,这个住处是2006年底找到的,是他在海参崴13年中搬的第20次家了。“以前,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没有暖气,一大家几十口人挤在一起受冻。”他这个家最多时达到100人以上,“海参崴今年还没有向中国人发过一张劳动许可的邀请函。”一些人返回了国内,等待着新的劳动许可证签发。

  每天早上,李玉荣和弟弟们开车把家人和雇佣的工人送往海参崴城内的各个市场,他们在那里拥有摊位、饭店。李家拥有一个叫“荣达”的公司,“其实,公司是为来干活的人办身份用的,”所有的家人和工人都是荣达公司的员工,老板是李玉荣。晚上,老板和员工一起在几张拼起的长条桌子上吃饭,大家又是一家人。

  “这里有一所学校,中国人叫它‘九专’,我在这个学校上过学”,李玉荣33岁,细瘦的身子在楼道昏黄的灯光下拖着长长的影子。1994年春天,来自中国吉林省安图县乡下的李带着8000多元钱来到这里学俄语,“钱是家人凑的,借的,头年就想来,可是,把牛卖掉还是差两千多元。”

  “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三个月的俄语,其实,没有怎么读书。”他真正的目的是出来挣钱,“接下来,就给黑龙江东宁县的天平公司在这里打了两年工。”一个月是七八百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还上了从家出来时借的外债。

  “我后来就出来了,跟一个同学回到绥芬河,跑到一个修鞋摊上”,“我们在那泡了一个星期,看师傅干活就学会了。”他花了100多元买了一套修鞋修锁的机器,重返海参崴。“我们是这个城市第6家修鞋的摊位。”他们在远东海军体育场的空地上拉起一块棚布,算是圈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摊位。修鞋的头一个月,他赚到了1500美金。

  那是前苏联分裂后的饥馑岁月,更换国名不久的俄罗斯成了一张白纸,市场上任何生活所需都稀缺到了极点。“修一条拉锁要100多元人民币。”李玉荣说,全城一个正规市场都没有,体育场的空地谁都可以去占,“大清早起床抢地方,先到就能占好位置。”这是他追忆的一段黄金时光,空白的市场给抢先一步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得到了意想不到多的金子。

  父亲在儿子赚钱后来到了海参崴,接过了修鞋摊,儿子将从哈尔滨购进的货物拿到了体育场。“利润高得惊人,又没有摊位费。”李家的生意从一个修鞋摊裂变了,安图县那个小村庄的俄罗斯远东家族移民开始了。

  这几乎是一个被无数次复制的中国人向外迁移的模板,从吉林舒兰四合村的波及全村的集体迁移到安图李家的家族移民,都是以血脉关系、次之世居关系的亲朋感情为基础的,在唯血统论的俄罗斯人为多数的环境里,他们复制了在故土上的生活圈子,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绽放。

  2000年,李玉荣娶了只见了两面就订下婚事的宋吉坤,他是海参崴第一个大摆婚宴的中国人。“这年,我们在市场的摊位已经有了六个,父亲建议砍掉了三个”,妈妈和新婚的妻子也留在了海参崴,“我和弟弟决定分家,最好的摊位给了弟弟。”他给弟弟留下四万元的货物和起家的摊位,搬到另外一个市场重立门户。生意的裂变加速了家族人口的迁移,2000年后,李家在海参崴的人口和生意一样膨胀。

  即使分了家,在海参崴,人们还是习惯把所有和李家有亲戚关系的生意看做他的。

  “黑”在海参崴

  “办旅游签证,跟旅游团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中国人几乎都经历了非法劳工、非法滞留的过程。“在人多起来之后,黑帮接手,对市场进行了管理”

  一张2002年版的“财神到”年画贴在墙上,这是一个住了4口人的房子。周俊,42岁,是他们中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人,年画是他在5年前的春节回乡时带回的。带回“财神”的那个春节后,周俊再也没有回过黑龙江密山县老家,虽然,家就在国界线的那边。“回去,就过不来了。”

  他没有护照,如果他踏过国界,就很难再回到海参崴,那么,他留在中国人叫做二道河子市场上的摊位谁来打理呢?“2002年,我是拿商务签证过来的,没有劳动许可证”,那是不能在市场上从事零售业的,也就是不能站在属于自己的摊位前招揽顾客,“移民局检查,给我的护照盖了黑章,干脆,我把护照扔掉了。”他不担心没有护照被警察或移民局的人抓到,“抓住了交罚款就是了,如果有护照而没有劳动大卡,那要罚得更多。”

  这是一条在海参崴的中国人普遍遵守的规则,在警察和移民局检查时,如果护照手续不全,千万不要拿出来。“给卢布或者美金就行,如果护照被他们拿住,掏的钱更多,”周俊曾有一次付出过惨痛代价,2005年夏天,他被移民局查住,“检查官当即要填单子,我赶紧掏出了钱。”周花了15000卢布才得以脱身。许多中国人承认,向警察和移民局官员妥协助长了他们索要钱财的邪气,于是有人说俄罗斯的警察腐败是被中国人“惯”出来的。“若非如此,我们能怎样呢?”要继续留在这里挣钱,又没有合法的居留与工作手续,周俊似乎没有选择,他只能一次次妥协,在从二道河子市场到居所十来分钟的路程中,一次次小心翼翼,一次次遮遮掩掩。

  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中国人几乎都经历了非法劳工、非法滞留的过程,那是他们与当地管理部门都伤脑筋的黑暗阶段。“我最早来也是办旅游签证,跟旅游团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李玉荣在“留学”九专时所持有的也是旅游签证,“后来,到市场上摆摊了,还是那样跟旅游团走,一个月回去一次,有时半个月就要回去一次。”回去,是指回到中方的绥芬河,在那里,重新加入一个旅游团,再入境进入海参崴,旅游,是一个幌子,练摊卖货才是正事。

  持有的旅游签证过期是经常发生的事,很多人只能“黑”在海参崴。从吉林珲春来到海参崴开出租车的王师傅认识一个中国人,“本来是来旅游的,到赌场去几次后,就留在这里不走了,一下子‘黑’了七八年。”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2002年是一道分界线,之后到来的中国人逐渐齐备了合法的手续和证件,他们谈起海参崴的市场,很少有人知道杨贵兴、高清成,“还有我弟弟,他们三个是二道河子市场上最早的三个人”,周俊先是为做建筑工人而来,他在工地上做工,当地人对那个市场有一个俄文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为“卢斯卡亚”,“来的人多了,形成了市场”,周俊后来不做工了,他也在二道河子购买了一个摊位,“一位姓崔的中国朝鲜族人和俄罗斯人联合,把市场管理了起来。”

  海参崴的市场基本上都是这样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现今规模最大的体育场市场也是由“黑”着的中国人烘托出的。越南人跟着来了,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塔吉克人、朝鲜人、韩国人,也相继从陆路和海上来到海参崴,在那个看台塌陷了一半的体育场摆起了摊位。

  “在人多起来之后,黑帮接手,对市场进行了管理”,在李玉荣曾经摆过修鞋摊子的地方,已经是一排排整齐的铁皮箱子的摊位。市场的“法律”也随后诞生了,当然,这不是经过滨海边疆区或海参崴市杜马通过的“法律”,它由管理市场的黑帮制定,规定了不同位置的摊位交纳的租金数目,还有每个月1000卢布不等的“保护费”。

  黑帮制定的“法律”在所有的市场通行,“在此摆摊的各国人不用向海参崴的商检、工商、税务交纳费用,只要交了钱,他们的公司全部管了。”李玉荣说,但是,“公司”对商户收钱不限于租金,“比如,下了这场大雪,每户都要交纳800卢布的清雪费”。可是,等下一场雪下来时,上一场的积雪已经坚硬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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