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附中校庆而写那时我们风华——蒲方(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30日14:24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庆办公室
为附中校庆而写那时我们风华——蒲方(组图)
  1983年夏附中理论学科毕业照,左起:许清、朱老师、边清、吕嘉(后)、蒲方、郝健(后)、董夔、董立强(后)、俞慧耕校长

为附中校庆而写那时我们风华——蒲方(组图)
在大同华严寺的合影,左起:郝健、吕嘉、蒲方、许清、边清、董立强、董夔

为附中校庆而写那时我们风华——蒲方(组图)
1983年夏采风路上

为附中校庆而写那时我们风华——蒲方(组图)
1983年暑期去颐和园游玩时摄——让我们荡起双桨

  登陆学校的网站,一眼就看到附中五十周年校庆的告示。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奔到了20多年前,我马上找出老相册,拂去上面的尘土。望着那一张张曾经那么熟悉的脸,熟悉的眼神,脑海里搜索着他们现在的模样。往日的情景就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展开……

  1980年的我们都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对自己今后的前程根本就没有想过。虽然有的同学在父母的督促下学习了很多年的钢琴,但总的讲起来并不是完全从专业角度来学习的。听说附中要恢复理论学科(作为院部作曲、理论(音乐学)、指挥这三个专业的后备军)招生,那些从事音乐工作的父母都觉得这是一条“路”,特别是父母本人就是从事这三个专业工作的,都踊跃地让孩子报考。致使当年我们那届以及后来的一两届同学大部分都是“子弟兵”。

  二十多年过去之后,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同学最终都接了父母的“班”,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比如说,军乐团老指挥吕蜀中的儿子吕嘉现今已成为蜚声中外乐坛的大指挥家了;视唱练耳老教授许敬行老师的儿子许清现也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视唱练耳;还有我自己,一直在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当然也是接了老父亲汪毓和的班喽!这样说起来,附中理论学科的“三年”确立了我们这一届人终身的事业。

  一、优质的教学安排 强大的师资阵容

  我们是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理论学科,当时的学科主任是著名的视唱练耳教授朱起芸老师。朱老师不仅授课认真,经验丰富,而且在管理学科教学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首先,朱老师为我们各门功课请了最好的老师,教师阵容简直是中国“一流”的。如三年的视唱练耳都是朱老师教,毫无疑问她是全校最好的老师。即使如此,每到期末朱老师还特别去请赵方幸老师听我们的考试。

  钢琴是我们的第二主科,当时钢琴必修课的老师阵容也特别强,例如:韩剑明、沈灿、韩乐春、蒲以穆、谢爱明等,都是特别认真负责的老师。她们特别注意在教学曲目安排上,针对我们未来所从事的专业的特点,来考虑弹奏曲目,使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到各种流派音乐,开拓视野。

  作曲理论课也是我们的主课,主要包括乐理、和声。虽然仅有一年的“乐理”课,但给我们建立了非常清晰的乐学理念,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的老师——李重光教授。李老师授课认真严谨,并不枯燥;对于作业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想得起李老师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样子。

  “和声”是由当时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年富力强的樊祖荫老师来讲授的。我们当时就特别喜欢樊老师,一来樊老师讲课概念清晰,语言精练,例证丰富。二来樊老师没有架子,下课时跟我们开玩笑逗乐,我们常跟他捣乱,比如把粉笔头当成香烟放到老师的烟盒里等。由于樊老师出色的教学,我们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学玩完了传统和声。当升入大学之后,我们这几个学生强烈要求请樊老师继续教授和声课,于是就又学了一年的民族和声。

  当时朱老师既注意抓好我们的基本功(钢琴、作曲理论),还注意开拓我们的视野,特别重视民族音乐传统的传授。何振京老师当时是我们的民族音乐老师。何老师和蔼可亲,经验丰富,教起民歌来生动有趣。在我记忆里,现在会唱的民歌大多都是何老师当时教唱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让我们终身难忘的。那时学校领导(方堃和俞慧耕两位校长)特别为我们这一届理论学科同学安排了全校最好的两位语文老师——蔡仲德和方承国老师来教授语文课。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放弃与外面普通中学统一的教学计划,特别开设中国文学史课。两位老师的教学虽风格迥异,但所教的知识丰富,教学手法的灵活都堪称中央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为独特的,也是最有水平的。尤其是蔡老师当时一丝不苟地检查古诗背诵,致使当年我们所在的管乐班同学每次在上语文课的前一晚,一定乖乖地在教室背。就这样,他们上课时仍还很发憷背诗。两年文学史课程结束后,又增开了一年写作课,是由班主任宁静老师来教授的。说到班主任,三年中我们一共换了三位老师,从开始的吴元芳老师,到舒永梧老师(历史),再到最后的宁静老师(语文老师),每一位老师都非常耐心细致,而且非常谦和,所有的事情都是与我们商量着办,完全把我们当成大人来看待。现在回忆起来,还能感到老师对我们的期望及良苦用心。

  在我们第三年临近毕业时,朱老师又请来了音乐学系文革后第一届毕业生来为我们上音乐史课(也是他们当时的毕业实习课)。记得当时有:王次昭、余志刚、刘经树(前三位都是教授西方音乐史)、戴嘉枋、修海林、郑祖襄(这三位教授中国音乐史)。他们虽然是第一次为我们上课,但都是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备课也极其认真,为我们今后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多年后,他们都是全国音乐学界的精英人物,而当时我们只是把他们当做大哥哥来看待,因为与他们的关系相处得特别融洽。

  二、朋友式的同学 手足般的情谊

  我们第一届理论学科入学时共六个人:吕嘉、许清、郝健、边清、我(蒲方)和刘晓迎,当时我们除了专业课独立成班外,其余都与在校的管乐专业同学在一起。过了一个学期后,原管乐班圆号专业的董立强也转到理论学科了。在1981年的招生中仅有一名同学考入,她就是活泼聪明的董夔。后来朱老师发现董夔在学习上完全跟得上我们班的进度,因此就破格让她跳了一级,这样,我们班就变成了八个人。但在第三年,刘晓迎却转行搞打击乐去了,所以,现在看到的毕业照上只有七个人。

  当时我们七个人的学习情况是相差比较悬殊的。就拿视唱练耳和钢琴来说吧,入学前有相当训练的吕嘉、许清、郝建,还有边清、董夔(两位都有十年琴龄),在专业学习上自然很快,但是我和董立强、刘哓迎就差很多。幸亏朱老师不厌其烦为我们加课,使得每个学期的视唱练耳才勉勉强强地跟得上。尽管如此,我们七个同学之间从来都是大家在一起学习,互相帮助,从未没有发生嫌弃耻笑学习较弱同学的事。回想起附中三年确实提高了很多,以至于后来升入大学后,一下子觉得这些功课都很轻松。我还记得,边清、董夔常来找我去弹交响乐的两架钢琴谱,作为识谱训练。一开始我真的很不适应,很没有信心,但是她们一直鼓励我。

  学习成绩优异、学习气氛浓厚是理论学科同学的特点,我们一直保持着全校较好的成绩。记得那时电视里刚开始播学习英语节目《Follow me》,于是每天我家吃完晚饭,就会把电视开开,大家就集中在我家跟着电视学习英语。

  当管乐班同学毕业后,我们就独立成班,这时便有了很多我们自己的生活。比如一起去郊游、节假日聚餐等,每一次都特别愉快。现在翻看老照片的时候,还能看到许清与郝建两表演的“双簧”,梦想成为指挥家吕嘉的即兴表演,还有董立强男扮女装的表演……等等,我借助家就在院里的便利条件,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畅饮。董夔比我们的年龄都要小上两三岁,人又长得比较矮胖的,大家给她起个外号“球儿”。从她入学就显露出超凡的天才,绝对音高的耳朵,一双灵巧的手,脑子也特别灵活,写起作品不费事。然而最发愁的就是唱民歌,不是不会唱,是唱不出民歌应有的味儿。郝建是个白面书生,学习认真,比较有钻研精神,经常独自感叹为什么没学好某门功课。边清可是个巨淘的女孩儿,肚子里的馊主意、鬼点子贼多,经常涮得我一愣一愣的。现在想起这些,觉得当时被气哭了都是幸福的。毕竟这样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采风是我们这三年期间最大的一次活动,在我们毕业考试结束后,学校领导还拿出500元,派刚分到理论学科教书的汪镇平老师带我们去山西河曲采风,这一次还有音乐学系的苏木老师和陈自明老师陪同。我们从山西忻县到五台山,又到河曲,最后回到大同,游览了华严寺、云冈石窟等名胜古迹。一路上我们接触到大量的山西民间音乐和古迹,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来讲,确实特别新鲜,同时也加强了我们对民间音乐的认识。我们七个人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了这次学习。当时我们所能报销的差旅费标准很低(学生一天不能超过2元的住宿标准),只好住在比较简陋的招待所里。记得我们女生宿舍连锁都没有,晚上我们就把脸盆、椅子都堵在门口。刚睡下没多会儿,就听着急促的敲门声,汪镇平老师一边安慰我们,一边慢慢地打开房门,是公安局来查房(这在那个年代上经常发生的),虚惊一场。结果,这边刚平息,边清和董夔就又大叫起来:“汪老师,你看蒲方!”她们这么一嚷嚷,把我吓了一跳,赶紧上上下下检查自己。正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听她们在一旁大笑。原来是山西夏天特别干燥,我常流鼻血,刚才一听敲门声,我猛地一起床,就有流了。当时光顾上紧张了,没顾上擦,就捂着鼻子爬了起来。等她们看见我的时候,鼻血已经干了,粘了个满脸“花”,一下子看上去还真挺恐怖的。大家说着笑着,就又睡过去了。

  毕业之初,我们七个人中有六个人都考入了大学本部:吕嘉如愿以偿上了指挥系,许清、郝建、 董夔上了作曲系,我和边清上了理论系(现称“音乐学系”)。只有董立强当年报考失利,分配到中唱成为了一名音乐编辑。最后一次活动是一起去一趟颐和园,大家划着船,畅想着未来。

  在上大学的最初几年我们总在一起聚会,虽然大家在不同的系,但毕竟都是老同学,共同语言比较多。这种情况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随着后来大家纷纷出国工作学习的脚步,这样的聚会越来越没有机会了。2003年正好吕嘉、董夔这两位海外的同学都有机会回北京,于是我们就来了个“二十年首聚”。而且还把已经从商的刘晓迎也找了过来,席间大家伙儿回忆着往事,非常激动和兴奋。

  在人生的旅途中“三年”的光阴非常短暂,但是恰逢青春年少朝气蓬勃时期的我们在附中理论学科这个大集体中,得到了最好的营养,得到了最高尚的友谊,确立了最终的生活道路。这三年的意义就胜过了“三十年”!我想我们班的同学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什么工作,都不会忘记这宝贵的三年时光,更不会忘记哺育我们成长的恩师们,和共同长大的彼此!

  在此,我代表我们80级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理论学科的八位同学向50岁生日的母校、向我们的老师们献上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

  愿母校常青!愿母校的师生们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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