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禁养生猪规定受质疑(组图)

　　本报记者 邓新建

　　从去年12月以来，广东的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落和稳定后，今年11月猪肉零售价再次攀升最高价，广州市肉菜市场的带皮肉从每市斤6元涨至13元，瘦肉由每市斤9.5元涨至16元。

　　与此同时，广东省东莞市日前传出消息，东莞市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高度关注，被社会各界广泛议论，有专家对东莞市禁止养猪的合法性和把“养猪业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作为禁止养猪的理由提出了质疑。

　　 质疑一：养猪业成为城市主要污染源了吗

　　日前，东莞市政府有关领导称，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鉴于养猪业已成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东莞市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

　　在东莞采访时有部分生猪养殖户告诉记者，在东莞的生猪养殖户中，确实存在一些乱排污染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多数是一些小型和无证非法养殖户。这并不是全部养殖户的行为，如他们的养殖场很偏僻，离东莞市区有几十公里，附近又没有河流，污水又都排到了自家承包的鱼塘里，并不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养殖场里设置了污水固体分离机，将猪粪提取出来，卖给农民种水果，就算有猪病死都是焚化处理的，根本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他们对政府禁止养猪不能理解。

　　他们还告诉记者，他们在前段时间就得到政府将要禁止养猪的消息，提前在惠州等地寻觅合适的地方。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因为广东不少地方都开始禁止和限制养猪了，一些以前在东莞养猪的朋友将养猪场搬迁到了增城、阳江，却也遭遇跟东莞一样的政策困境。

　　质疑二：禁养是不是要腾出猪场搞土地开发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目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某些地方的政府反而禁止养猪和让养猪场搬迁其实另有原因。现在随着经济发展，许多城市的土地越来越紧缺，土地的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养猪行业所占用的土地又相当大，对当地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高，因此，许多地方开始让养猪场搬迁，从而腾出土地好让给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来发展，为的是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最近发生在韶关市新丰县的一起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明：2006年，由于东莞市开始清理猪场，东莞市某公司将养猪场搬到了新丰县，这次搬迁还是两地政府协商的结果。猪场成为东莞市“菜篮子工程”和生猪绿色生产基地，对东莞市1200万人吃上“放心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东莞市政府在该公司搬迁后一直对其进行补贴，新丰也希望该公司带动附近农民养猪。但就在最近，新丰县有关部门要求这个猪场搬迁，原因是该县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企业又看中了猪场这块地，因此当地政府要刚建好不久的猪场搬走。

　　据记者了解，政府对养猪行业的禁止，不单单是东莞市，在此之前，广东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采取不同的形式禁养了。今年8月，广州市荔湾区的养猪户就收到了荔湾区政府《关于限期整治饲养生猪场的通告》，通告以“为改善市容市貌”为理由禁止和限制养猪。

　　同样，广东省惠州市的养猪户也遭遇了“禁养令”。今年7月中旬开始，该市惠阳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整治养猪场的行动，全区在短短的11天里共关闭养猪场近630家。

　　质疑三：禁养是否合法

　　有市民认为，地方政府禁止一个合法行业的存在，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东莞市民罗先生表示，污染原因根本不是禁止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么对其它禽畜的养殖一样要禁止。

　　另有市民认为，就算养猪行业有环境污染，政府可以加大对污染的监控和管理，可以让养猪场实行生态养殖，而不应该采取禁止养猪这种“一刀切”的方式，这种方式让政府有“简单管理”和逃避责任的嫌疑。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对待政府因为环境问题而禁止养猪这一问题，需要把治理养猪业的污染力度，同治理企业污染的力度进行比较，才能确定当地政府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从治理环境的角度看，养猪业存在污染当然要治理，但将治理策略合理性联合起来分析，如果养猪业并非当地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那么如此大张旗鼓的治理行动，不仅有舍本逐末的倾向，甚至会给人以牺牲农业保工业发展、是在地方利益驱使下产生的政策等嫌疑。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向媒体表示，如果东莞的养殖户触犯了相关的环保条例，政府可以依法行政，给予处罚。现在东莞决定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一律不能养猪，这一做法如果没有相关的法规支持，这种“禁养”是不合适的，是政府偷懒的办法。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爱斌表示，减少养殖业污染并非只有禁止养猪这一条路可走，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也很多，比如将畜禽粪便用来生产有机肥，或与发展沼气结合起来用等，这些都已被西方发达国家证明为切实可行的路子。如果一说有污染就要禁止，那么对养鸡业、餐饮业都要禁止，这显然不行。同时，《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写得明明白白：“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那么，地方政府的这种“禁养令”就和国家的政策和法规产生了抵触，其合法性值得商榷。

　　本报广州12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