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工政协委员的参政六天(组图)

　　不平凡的2008

　　梁小波，出生于重庆合川的一个叫凉泉的村庄。1999年高考失利，本欲复读的他面对一贫如洗的家，不得不与父母一道来到了重庆主城卖菜。那年，他18岁。

　　一年多后，有人介绍梁小波到渝中区环卫三所汽修厂当学工。至于工资，就相当微薄了———前3个月每月150元，之后每月300元，直到3年后出师。而那时，他一家每月卖菜收入已在2000元左右。

　　梁小波选择了做一名学工。天道酬勤，从一个卖菜娃到技术能手，梁小波花了两年时间；从技术能手到业务标兵，他只花了1年。2003年，一本烫金的中级技工证书摆到了他的床头；2005年，梁小波成了该区环卫局进城务工团支部书记；2006年，他又成为了重庆市优秀团员。

　　2007年，注定是梁小波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被评为了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当年10月，他被调入渝中区环卫局汽车修理厂；更不平凡的是，2008年伊始，他成了重庆市政协委员。

　　对于梁小波人生轨迹的迅速变化，重庆市统战部干部处处长王茂春并不感到意外。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统战部就已明确：进城务工人员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增加至19个名额。其中，有两个名额是明确要求给进城务工青年。

　　就此，重庆团市委定向推荐了两个人：一是当年的进城务工青年、现任重庆市芳草花卉园艺公司总经理王小波，二是梁小波。重庆团市委组织部部长任丽娟认为，此举将有利于“为进城务工人员反映其呼声，为他们争取福利。”

　　2008年1月17日，还差5天才满27岁的梁小波，踏上了通往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台阶，开始了他年轻的参政议政之旅。据重庆市政协的统计，830名新一届政协委员中，1981年1月出生的梁小波年龄最小。更重要的是，至今仍是农村户口的他，是一个尤为地道的“农民工”。

　　提案表达群体心声

　　首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大会，梁小波见识到了政协委员们的“精英本色”。小波承认，面对他们，自己拘谨但并不怯场，按他的话说，“我身后是700万重庆农民工”。而他的两份提案，也都来源于农民工最本质最朴素的表达。

　　因为没有电脑，梁小波的提案都是用钢笔一笔一画写成。第一份提案名为：《关于进一步提高进城农民工工资待遇》，就来源于他身边的人。

　　一次偶然的聊天，他认识了一位40多岁的女清洁工。为了贴补家用，她除了承担清扫工作外，还在外面揽了一份体力活。即便如此，她1个月的收入也不过1000元多一点。

　　这引起了梁小波的共鸣。当学工的3年里，若非每月家中的资助，他的工资根本无法应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环卫车辆都是大型柴油车，修理它们是一个极费体力的活。工作的险、脏、累与薪酬的严重不对等，使得环卫系统中农民工的流失率高居不下……

　　记者曾到过梁小波的住处：成堆的垃圾旁边，掩藏着仅容一人通过的铁门。进门是一条幽深黑暗的走道，头顶没有灯，三合土筑成的地面或许是因为有坑，被各种大小的木板覆盖着。即使很小心，也不时会被绊得踉踉跄跄。梁小波的寝室里有两样“家电”，一是30瓦的白炽灯，二是5年前买的小收音机。

　　亲身经历的这一切，直接促使梁小波写下了这样的提案———“一个清扫工，基本工资只有580元，加上补贴不过700多元……”不善言辞的他，曾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反复提及那个令他感心酸的环卫工。

　　梁小波的另一份提案名为《关于提高进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的建议》。“作为农民工的代表，我只是传达了我们这个群体的心声而已。”梁小波说。

　　改变的和被改变的

　　政协委员梁小波，正在试图改变农民工的处境。与此同时，他的生活也悄然被改变着。

　　在政协会议前的一次工友聚会上，大家跟梁小波聊起了自己的2008年希望。最集中的，无非就是工资待遇。那时，梁小波的床上，总是坐满了摆龙门阵的工友。在工友的心目中，梁小波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请命者。

　　令梁小波颇为意外的是，政协会议结束之后，那些提建议最踊跃的工友，却都没有来找他问结果。大家似乎都对他有所疏离。

　　“刚当上委员，他不可能解决那么多事嘛。”40岁的王德平看着似乎有些失落的梁小波，显示了与其外表不相称的细腻。他一边偷瞄梁小波尴尬的脸，一边转移着话题。然而谈到小儿子学费时，还是止不住叹了口气。

　　“唉，咱们只要吃得起一口饱饭就够了。”大嗓门的杨武泽说。

　　5年前住进这个“寝室”的时候，领导就告诉杨武泽，几个月后就会搬新房。而如今，“新房”只是由原来的分割物———彩条布变成了粗木夹板。

　　梁小波当上政协委员的消息，也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他的亲友圈子。参会前，有不少高中同学打来电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那时还不太了解政协会议的梁小波，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承诺，只有支吾以对。

　　“我觉得担子越来越重了。”周围的亲友有了什么不公正待遇，会第一时间想到梁小波。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莫名的紧张。

　　“我现在最怕哪个工友遇到尖锐的矛盾，那个时候我若处理不了，矛头就将直接指向我了。”刚刚27岁的梁小波，显然还无法应对那样复杂的局面，但他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1月24日，政协会议刚结束，梁小波和所有工友都收到了一份“意外大礼”———一份劳动合同。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正式的合同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签名的那一刻，梁小波的手莫名地抖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我成为城里人的标志？”梁小波似乎在自言自语。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 郑宇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