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店的最初记忆，还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供销社。

　　那时候我们家在新疆呼图壁奶牛场，全场一万多人，只有一个供销社，不管买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家里有个抽屉，专门放着粮票、布票、肉票、煤票等等，穿衣吃饭都离不开这些票据，母亲总是像宝贝一样锁着。那时候最热门的职业是“八大员”：售货员、服务员、驾驶员……而售货员又名列八大员之首，可见商品供应之紧张。那几张布票，母亲总是仔细算计着，全家的衣服、被褥都要倚仗这个，所以一套衣服总要大的穿完小的穿，棉布又不耐磨，我们都穿过那种膝盖、肘部、屁股带补丁的衣服，大家都那么穿，也没觉得丢人。

　　当时比较流行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也要凭票供应。我家曾经添置过几辆“大金鹿”自行车，都被农村的亲戚强行推走了，主要原因就是它载重量大，可以当“驴”使。记得大舅家的表哥结婚，女方提出的要求就是没有“大金鹿”不结婚，大舅只好连夜赶来推走了我家的“大金鹿”。

　　那时候最流行的东西是上海货，一个年轻人不装备几件上海货，就是跟不上潮流。场里有几个上海、北京、南京的知青，每次探亲，都承载了全场人的重托。记得母亲曾让南京的知青给我们姐妹三人每人捎了一件裙子，姐姐是细纱碎花的短裙，我和小妹是粉色人造棉连衣裙。这几件衣服，让我们从新疆穿到山东，出尽了风头。邻居小红的妈妈是上海知青，每年娘俩儿回上海省亲，都会带些新奇的东西回来，我第一次见识喇叭裤，就是小红从上海穿回来的。记得父亲有次去北京出差，给每个邻居女孩都带回了一个黑色的有机玻璃发卡，那是当时最时髦的头饰了。

　　小时候，因为体格好、身体壮，我就被母亲当成了壮劳力使唤，书包里常放着粮本、面袋，放学的时候，顺便买粮。记得逢年过节，粮本上总会多上二两香油及其他紧俏商品。我们家因为女孩多，供应的粮食吃不了，便换成粮票，这粮票可以在黑市上换鸡蛋。作为母亲的得力助手，我常参与这种“投机倒把”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搬到了山东威海。当时的威海也只有百货大楼、鲸园商店两家比较有规模的国有商店，鲸园商店就在现在海港大厦的位置，是一座英式二层建筑。同学的母亲在二楼卖布，我常去，记得二楼的地板是木制的，走起来吱嘎吱嘎响，卖的商品也大同小异，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比较流行的面料是的确良、华达呢、涤卡，小城里流行什么，一夜间便会充斥大街小巷。当时我们穿的衣服多半是母亲根据最新流行款式，用自家缝纫机加工的。

　　记得1982年左右，合成面料出现了，听说不用布票，母亲便开始疯狂抢购，很快家里就屯积了不少布料。有一次鲸园商场来了一批很厚实的藏蓝色化纤布，母亲一次就抢回了二十几米，家里每人都做了一条裤子。那布料极其结实，怎么也穿不破，直到我们都穿烦了，母亲才将存货送给了乡下的亲戚。

　　后来街上的商店开始多了，威海卫商场、人民商场、北门商场、海林商场……商业街上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批个体商店，在荷花湾旁边，还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露天个体服装市场。各种商品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在饱尝了物质匮乏的痛苦后，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了，各式各样的购物票证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市场。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府旁边的百货供应站第一次引入了超市经营模式，敞开柜台，由消费者自由选购，一时间，人们蜂拥而至，争相体验自选购物的新形式。此后的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人们的购物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作为距韩国最近的城市，威海又成了韩国商品的集散地，各种韩国食品、服装、饰品充斥大街小巷，让这个城市增添了一抹韩国风情。

　　如今，网上购物又开始风行。一台小小的电脑，就可以连接五洲四海的商家，只要鼠标一点，足不出户，就可以轻松购物。我周围的同事朋友几乎都加入了网购大军，从手机电脑到服装书籍，都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热衷品牌的朋友，会在专卖店里看好了款式、型号后，再到网上下订单，几乎能享受半价的优惠。退回30年，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