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的旺堆逃离农奴命运的时候，他也切断了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他抛下了扎西卢布的本名，只在银幕上才回望过去。他记得，小时候生活的村子叫“普下”，藏语意为“东边最里面的村子”，再向前就是大山，无路可走——那里仍生活着无数“强巴”。

　　记者◎贾冬婷   摄影◎张雷

　　兄弟

　　看到迎面而来的索南顿珠，我松了一口气：没找错人。一件褐色缎面的旧藏袍，戴同色系长寿帽，作为日常装束似乎隆重了点。脸上堆起的笑让那些黝黑的褶皱显得更幽深了，每一道里面都藏着历历风霜。看上去更老、更黑、更朴实，除去这些不同，他也拥有一副魁梧的身板，高颧骨、细长眼——一眼就能认出是旺堆的兄弟。

　　“我说没错吧。”为我翻译的贡嘎县昌果乡人大副主席边巴平措很得意。前两天在旺堆那里得知他的老家在昌果乡，电话向乡里询问，他们很快反馈：“演《农奴》电影的人？知道，知道！家在岗旦村。”当时很疑惑，旺堆明明说是普下村啊。但边巴平措的语气不容置疑。原来，几十年没回乡的旺堆不知道，在普下的老房子早已被拆除重建，成了别人的，而岗旦村是旺堆的弟弟家——村里人将血缘关系作为联系离乡者的纽带。

　　拉萨到贡嘎县城很顺利，顺着拉萨河和群山的蜿蜒，一路在高速公路上疾驰。50多公里外的贡嘎县城是离拉萨最近的一块平地，拉萨机场就顺理成章地选址于此，并冠名以贡嘎。但昌果还藏在两侧大山的褶皱里，要再顺着雅鲁藏布江一直走到江北岸的两山夹击处。之前江北没有路，从县城过来的人只能绕道江南，从对岸搭船，再坐一段手扶拖拉机。两年前江北一条土路贴着大山修成，到昌果30多公里路坐拖拉机却要颠簸半天，还是在没有风沙的情况下。来之前，边巴平措电话里说“路被沙子埋了，拖拉机过不来”，他的担心并不多余，漫山的风沙倾泻而下，掩埋了道路、农田，甚至河水，幸好我们的越野车可以越过这些障碍。据说，这季节的沙尘暴也叫“喇嘛风”，因为这股风是和藏历新年的“升起喇嘛”仪式一起来的。抵挡风沙的只有江岸一长溜密密的杨树林，从江岸沙滩一直伸展到山脚。狂怒的沙尘暴刮过，春天就来了。

　　这条路索南顿珠每年都要走一个来回，总是在藏历新年前，去拉萨看哥哥。他带上糌粑、酥油，还有特产的红皮土豆。今年却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例外，因为腿疼没去。村里没电话，旺堆在拉萨就托我带个信，“怎么没来？是不是生病了？”他们本是三兄弟，大哥旺堆在拉萨，二弟索南顿珠在昌果，还有一个小弟在贡嘎县吉雄镇做道班工。三人散落在拉萨周边的三角，过年时偶尔相聚。但就在前几天的藏历新年初四，传来小弟去世的消息。

　　索南顿珠今年75岁，比哥哥小3岁，但看上去比在城里生活的旺堆老不少。他小时候却没怎么吃过农奴的苦，只有一次旺堆生病时，他代哥哥当过几天马夫。“白天还好，晚上要给马喂三四次饲料，又累又害怕。”等到他满18岁列入农奴名册的时候，已是1953年，山南地区农奴制有所松动，家里条件也好些了，不怎么用卖力气了。他记得，当时的普下庄园管辖附近的8个农区和8个牧区，属于拉萨泽交林寺下的小型庄园，由泽交林派下来的代理人代管。1959年民主改革后，这庄园的140多亩地分给了原来的农奴，索南顿珠一家9口人，5个劳力分了15亩地、76只羊、2头牦牛。现在普下庄园已经消失了。

　　哥哥十几岁逃离家乡的时候，索南顿珠说他“舍不得奶奶、爸爸，不想走”。当时母亲已经去世，同母异父的哥哥没和他们住在一起。那几年，索南顿珠说他还去色拉寺给哥哥送过几次糌粑。记得有一次，色拉寺在大搞佛事，凡是喇嘛都可以领一份糌粑。他也把头发剃了，披上袈裟，战战兢兢地冒充小喇嘛，拿了份糌粑回家。逃到寺庙时哥哥已改掉了扎西卢布的本名，“那时候每一个农奴都是登记在册的，如果不改名，这个庄园主会写信给另一个庄园主，骑马追回并严惩；或者出一个价钱，换给另一家干活。永远逃不脱农奴的命运”。

　　突然有一天哥哥再没了消息，此后的8年都杳无音讯。索南顿珠1963年入党时要查历史，也没查到哥哥去哪儿了。昌果乡的电影放映队1962年第一次放《农奴》电影，但索南顿珠当时去支援前线了，而村里人谁也没有认出男主角就是从这里逃走的扎西卢布，也不敢认，“变化太大了”。直到1965年村书记在拉萨碰到话剧团的人才得知，乡里很是轰动了一阵。而索南顿珠盯着银幕看了又看，“看到哥哥额头上那块熟悉的伤疤，才确认”。

　　1968年有人从拉萨给索南顿珠带来一封信：“我从内地回来了，在话剧团。哥哥扎西卢布。”他终于见到哥哥回来，简直像做梦一样：“哥哥脸变白了。看上去非常幸福。”

　　明星旺堆1968年这一次回乡，前后待了两个多月，砍柴、捡牛粪、缝衣服，甚至教孩子们写字、唱歌。岗旦村61岁的村委会副主任普布还记得，旺堆晚上还给村民开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点架子都没有”。索南顿珠墙上的家庭相框里还留着旺堆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他从此再没回过家乡。

　　索南顿珠不时将一个牛角状鼻烟壶凑近鼻孔，陶醉地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呼出。这习惯与哥哥旺堆如出一辙。他说，这个鼻烟壶是哥哥送的，他一直放在身边。

　　传说

　　昌果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打开的门”，还含有崎岖、险要、狭窄的意思。这一含义是很具象的——东西两座大山就像两扇敞开的门，两面山坡上各刻有两个全副武装的门神。现任山南地区文物局长的强巴次仁曾是1991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来到此地的考古工作者之一，以他的看法，虽然簇新的白色线条由后人不断重新描绘，但纹样仍可辨出明代特征。东面山的门神旁还刻着两尊佛像，色彩鲜艳，据说是对面多吉扎寺僧人新年前重新上色的，年初二很多人在这上面山口烧香挂经幡呢。

　　村口是一片严重沙化的空旷之地，满眼是辽阔的沙丘和同样颜色的大山。似乎越是单调的景象中，附加其上的想象就越发神奇。“主席”边巴平措手一指远处河水中独立的岩石，“那是从印度飞来的”。他郑重其事地让我们辨认两尊佛像间黑乎乎的一团——“福禄四象”：“看出来了吗？最下面是大象，大象背上是猴子，再上面是兔子、鸟。”他神秘地眨眨眼说，“有福气的人才能看到的”。

　　事实上，1991年的那批考古工作者是被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吸引的：这块河谷发育良好，冲积扇平坦，早期人类为什么不能在此居住呢？他们整整寻找了一个星期，先是发现了石壁上的一些岩画：有马、牦牛、狗、绵羊、山羊、鹿等动物，还有骑马、骑牦牛、射箭、舞蹈、爬梯等人物活动。因为岩画中没有佛教的内容，强巴次仁他们判断，这些画的历史应该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大概2000年以上。岩画是一个人类活动的信号，他们开始了大海捞针一样的试掘，最终在昌果沟南部东侧的一个长方形谷底上，发现先人们精心打造的大大小小的砍器、刮削器、切割器，带有明显剥制痕迹的石块石片。昌果沟遗址发现意义重大：这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第一处有地层的、大面积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初步分析它大约有4000多年历史。同时发现的还有青稞炭化石，将山南地区这一“西藏粮仓”农耕文化的出现又向前推进了。

　　考古队在遗址处立了两块牌子，一块写“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另一块是禁止再挖掘之意。但这两块牌子不知什么时候被流沙冲走了，谁也没有看见。有一年乡里修水渠，沿着一路找也没找到。“一直说让地区文物局再给补一块。”边巴平措说，“没有牌子就没有证据，再说也找不到具体在沙丘的哪块地方了。”最后还是当年围观考古的几个年轻人带我找到了这里——一片大沙丘上土堆围起的长方形台地。

　　由这片遗址，强巴次仁理出昌果沟的文化序列：距今4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种植青稞；距今2000余年，岩画及相应的人类活动；在佛教前弘期，成为山南通向拉萨的一扇“打开的门”，当然是向北翻山而过；佛教后弘期形成宁玛派三大寺院之一的多吉扎寺。

　　多吉扎背靠的山就是昌果沟西面的那扇门，据说民国时期曾有内地地质学家来看过，说那山像条龙，多吉扎寺雄踞龙的心脏位置，此寺必会发达。但迄今为止，多吉扎寺似乎也没怎么发达起来。它的前身要追溯到后弘期一开始，建在了阿里和藏北之间的桑桑拉扎，后来在拉藏汉时期战乱中被毁，搬迁至此，寺名是皇帝所赐，取“金刚岩”之意。该寺于“文革”中一度幸免于难，作为粮仓一直保留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但1975年粮食用来扶贫，寺院空置3年。因县里建农科所需要木料，要拆掉这个废弃的寺庙运木料过江。拆了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政策落实，多吉扎寺又忙着重建。如今的多吉扎寺规模不算大，大约有20多个僧人，与它鼎盛之时不可同日而语——如寺庙里一幅图中所描绘，那是在第四世多吉扎活佛增钦默·贡丧白马赤烈时期，“规模是现在的6倍，分派寺院众多，僧人多达500人”。现任的多吉扎活佛仁增·江白洛桑是第十世，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于是多吉扎又开始香火旺盛了。周围山上还留有辉煌时的断瓦残垣，倒是很适合清修的僧人，据说里面有僧人8年没出来了，他还要修行12年。

　　寺门外静静地停靠着几艘船，其中两艘是属于寺庙的。这是多吉扎寺搞多种经营的产物，一艘搭载普通路人，一艘专门搭载往返寺庙的信众。以前生意很火，每人3块钱，坐1个小时就能摆渡到对岸的邦典之乡姐德秀，再分散到拉萨等地。如今修了江北土路，船就没什么人坐了。

　　生活

　　我们去昌果时正值藏历新年期间，家家户户都换上了新的唐卡，祭坛前供上一堆堆新炸好的酥油糕和切玛，一个像小树根一样的容器，还有一整套过年的供品：一壶酒、一个空银碗、一个盛大麦粉的木盘和一个装小麦粒的木盘，麦粒上插着麦秆、酥油棍和一种叫做“新年花”的红色野花。如果是牧民，祭坛上会放一只玩具羊；如果是农民，则在新年前几天插上一盆青稞苗，生长的好坏预示着年景。

　　看每家的青稞苗，都绿油油、齐刷刷地向上蹿。“一般都种上好几盆，看哪盘长得好摆哪盘，看上去能不好吗？”强巴次仁笑说。青稞作为藏族人生存必需的主食，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围绕青稞的来历和生长流程，人们创造了一系列的仪式和禁忌。最古老的一则神话记录了青稞的谱系，说7粒青稞来源于6粒青稞，那是神青稞。青稞的父祖，曾在草原上像雄鹰一样飞翔，青稞的母亲名叫恰吉就玛秀恰秀色。除青稞外，昌果乡也种植冬小麦，但土地要轮换播种，因为冬小麦易使土质硬化。边巴平措说，像旺堆的老家普下就种不了冬小麦，因为山沟的深处每天的日照时间只有4小时，所以还是青稞最普遍。从经济价值来讲，这几年种本地特产的红皮土豆是最合算的，它和青稞、冬小麦的亩产差不多都是每亩六七百斤，但青稞、冬小麦只能卖到每斤1块多，这种土豆在市场能卖到3块钱。昌果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地少，全乡2700多人，只有5000多亩土地，平均每人还不到2亩。边巴平措叹口气，靠山的土地沙化太严重了，新增的开荒地有限。

　　昌果乡早已习惯了与风沙为伴的日子。喝的水里都是沙子，县里开会去不了是常事，只要打个电话过去，“路被沙埋了”。每天早晨林业部门的人都开出乡里那辆沙漠摩托，平地里走得慢，到沙漠里却所向披靡。它的任务是种树，因沙化严重，昌果乡有2000多亩的植树任务。

　　没有足够耕地，也没有电。前几年的光纤电缆被风吹断了，就只能每天晚上靠发电机供电几小时。没有电，于是也没有电视信号，晚上乡政府会议室里就挤满了村民，守着乡里唯一一台能收到信号的电视机，这还是县里专门为提高乡干部文化素质特批的。

　　村里偶尔放映的露天电影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在13个村间轮流走的放映员巴卓成了乡间的香饽饽。我见到巴卓时是下午，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不断扯着我重复，“没有电，没有电”。边巴平措见怪不怪地说，因为到各村都被欣喜的人们以青稞酒招待，他越来越贪杯，经常第一天晚上放片还正常，第二天喝醉了白天忘了倒带，结果晚上在别的村放情节就成倒叙的了。反正这些片大家也都看过好多遍了，倒着看更是高兴。巴卓一天到晚醉醺醺的，其貌不扬，但让人羡慕的是，34年的乡村放映员经历让他娶了两个漂亮老婆。前妻因为太漂亮，被原来的乡工会副主席抢跑了，退休后带到了拉萨去。现在的妻子叫格桑，比他小20岁，这天去县里换新片了。在巴卓放电影的这些年，《农奴》总共放了4次，他每一次看都“很感动，回想起小时候的艰苦”，但他并没听说过那个男主角。

　　因为担心巴卓晚上的状态，我们天一黑就到了村里的放映场。所谓放映场，其实就是几家房子围合起来的一块空地，投影在其中一家的墙上，幕布比那面墙还脏些。让人惊讶的是，巴卓已经端坐在空地中央，身旁站着他年轻的妻子格桑。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抖擞、衣着整洁，甚至还戴上了一顶礼帽。他庄重地打开手边的箱子，里面像百宝箱一样抖出胶片、放映机……围观的人看得目不转睛。一束光“刷”地射向幕布，所有人都屏息凝气，谜底揭开：今天放映的是《猎豹》——格桑今天白跑了一趟，县里管拷贝的人不在，她没能换回那几部新片《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等，放的依旧是老片。人们在短暂失望后，开始津津有味地观看。孩子们围在银幕正下方目不转睛，大人们则占据对面靠墙根处，找一个距离适中的观赏处。拷贝自动转动起来，巴卓仍在放映机旁守着，黑漆漆的夜空中仿佛只有一束光联系着他的放映机和影像。他不断抱怨只能用发电机放电影，他却不愿去想，一旦明年按预期通了电，大家就都在家里看电视了，他的老电影也没人看了。

　　露天电影即将从乡村生活中消失，而古老的卓舞却从历史中挖掘出来了。作为起源的昌果卓199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了昌果的金字招牌。“卓”意为吉祥，自古以来，这种以甩发辫为特色的腰鼓舞一般都在重大节庆开场、谢幕时表演，但却并不像来之前听说的那样，这里的男子人人为跳舞而留长发。我们见到了乡里最年长的卓舞老师扎西顿珠，已经80岁了，他脱下长寿帽，露出盘发，但基本上都脱落了。“老了，早跳不动了，头发只是因为习惯了才没剪。”扎西顿珠说。1959年民主改革时，不论男女，一律要剪发，剪掉“旧社会的象征”。自那以后，他再也没剪过。

　　昌果距同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不远，这也是为什么卓舞起源于此的原因。扎西顿珠听他的老师讲，相传公元8世纪中叶，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兴建桑耶寺时，白天工匠们辛辛苦苦修建的墙壁到了晚上就被妖魔毁掉。为了迷惑鬼神，佛教大师从昌果附近邀请了卓巴七兄弟，跳“卓舞”来镇魔，从此卓舞就在这里盛行开来。

　　现在的这支卓舞队是从1983年开始组建的，队长边巴次仁也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上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后，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想要看戏，要花钱从对岸的姐德秀请藏戏队。乡支部书记就和扎西顿珠商量，不如把卓舞队恢复起来，自娱自乐，于是挑选了身高适当、长相英俊的12个小伙子加入。当时扎西顿珠已经24年没跳舞了，他白天吃饭、晚上睡觉，都在一节一节慢慢回想，穿什么衣服，跳什么动作。他说，其实卓舞一共有18小节，但他学舞时老师就只教了12小节，所以最终流传下来的就是这12小节了。

　　边巴次仁如今也是老师了，他率领第三代队员到处表演。当临时找到的几个卓舞队成员在村里打谷场穿戴起鲜艳的衣服，背起腰鼓，戴上假发辫，一种超出日常生活的欢快和隆重气氛就溢出来了。卓舞一般在旺果节演出，但现在这些跳舞的小伙子那时都在外地打工，只有藏历新年才有可能聚集。再有就是平时在机场的欢迎表演或去外地演出，乡里都按天数给补贴，跳舞成了他们种田之外的副业。边巴次仁说，他的头发是1987年与印度打仗之前剪的，因为背子弹、生活用品都不方便。现在的年轻队员更嫌麻烦，他数了数，140人的卓舞队里只有15人留着真正的长发。“大多数都戴假发套。好的发套120块钱一顶呢。”他们即兴表演了一小节，背着鼓，跳跃、旋转、甩发，不一会就气喘吁吁了。边巴次仁说，如果把12小节全部表演完要7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后腰酸背痛好几天。昌果卓里面的故事仍是最古老的，比如第一节描述建寺之初，开始点名：“木匠、石匠、瓦匠都到了没有？”工匠们便聚在一起踩着鼓点，“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