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陈大春和郝金贵夫妇

　　●家庭成员：5口人，老两口，儿子，儿媳，孙女。

　　●家庭档案：北京人，现住东城区缎库胡同。

　　除四害，对于今年69岁、曾是个老北京“胡同孩子”的陈大春而言，是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按照当时上级指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被列为“四害”，中国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四害”的任务，那时流行的一句宣传口号是“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

　　除四害运动在北京掀起了高潮。胡同里孩子们的娱乐，也从马路上“瞎跑”、大树和电线杆上“窜猴”、背朝墙根玩倒立，发展成更过瘾的上房上树———爹妈终于不管了。

　　运动伊始，作为西城区一所中学的学生会主席，陈大春要带头“交作业”———老鼠尾巴、死麻雀、苍蝇蚊子，装进瓶子里、袋子里，作为“战绩”。

　　那时，最“时尚”的荣誉称号，莫过于捕鼠大王、麻雀克星。

　　关于四害的“罪状”，当时流传的一首诗写道：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

　　灭蝇 空手道

　　陈大春对苍蝇的“仇恨”，打小就开始了。

　　他出生在解放前的西交民巷。那儿修车铺、粮店、饭馆、银行俱全，大小算条旺市“商业街”。可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家院子里的厕所还都是露天的旱坑子。

　　胡同里每个院落的后院旮旯，挖个一米多长的土坑，全院人大小便都在土坑里“解决”。

　　旱坑子周围，铺天盖地的苍蝇追着人飞。陈大春说，上一趟厕所不容易，除了味道熏人，还常被一群群的苍蝇迷了眼。“一会儿撞脸蛋，一会儿打屁股。”

　　那时候从大人到孩子都没什么卫生意识，也根本不讲生活质量，大人做饭时，苍蝇趴在身上也不轰。

　　除四害，陈大春最擅长逮苍蝇，一两天能逮上百个。别人打苍蝇，打蚊子，随身带个蝇拍子，陈大春练就一手“空手道”———看准了一群苍蝇，赤手一抡，往桌上地上一砸，摊开手，五六具苍蝇尸体。“那时候苍蝇也傻，根本不知道躲。”

　　逮雀 骚扰战

　　陈大春的青春记忆里，逮麻雀算是最热闹的一笔。

　　陈大春的妈妈当时在空军司令部蓝天幼儿园当老师，爸爸带着妹妹在天津工作。中学时代的陈大春一人占了一座院，“为所欲为”。但是，家里一条“禁令”是不准上房。

　　逮麻雀使禁令自动废止，陈大春终于能名正言顺地上房、爬树了。因为，逮麻雀的诀要在于“轰”，抢占“制高点”至关重要。

　　胡同居民们最流行的是“疲劳战术”———誓将麻雀活生生累死。

　　每天一大早，陈大春就跟胡同里六七个孩子一起，挎着根长竹竿翻上房顶，竹竿上拴红布条，每看见麻雀飞过来，“轰呀打呀”喊声喧天，竿影狂舞，孩子们个个卖力，唯恐失职。

　　妈妈不但不再阻止他爬高上房，下班之后还常常亲自加入战斗，她总是站在地上，指挥着房上的陈大春和其他几个邻居的孩子：麻雀跑到哪去了，应该站在哪间房子上边能够哄到麻雀。有时，妈妈还在院里当当敲起家里的搪瓷脸盆，“什么带响敲什么。”麻雀一见这阵势，吓得不敢降落，只好一直在空中盘旋。

　　陈大春亲眼见过有麻雀累得飞不动了，掉到地上。也有人伺机架起粘鸟的网子，晕头转向的麻雀一头撞上网———当然除麻雀之外，也没少殃及其他鸟儿。

　　陈大春的爸爸以前曾带他吃过老北京人讲究吃的“铁鸟”，就是酱麻雀。不过，除四害运动进行到最高潮时，大家根本舍不得吃麻雀。因为要评比，留着“交作业”。

　　捉鼠 接触战

　　很快地，除四害从倡议进入了评比阶段。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又多了一项———上交战果。学校根据每位同学的“作业”完成情况，授予一定荣誉称号，比如捕鼠大王，等等。

　　“灭鼠成绩”的统计，是按尾巴数计算。

　　据陈大春说，有同学凑不够老鼠尾巴，便拿家里的萝卜根充了数，有时真假难辨。

　　“那时候就有作假的了。也不能怪他们，因为逮老鼠确实有一定难度。”陈大春说，像平房大院里，老鼠非常多，人躺地上，老鼠会往身上爬。

　　老鼠可气可恨，但即便是陈大春这样十几岁的大男孩，看见肉乎乎的老鼠东爬西爬，心理还是有那么点发憷。不过，他的“勇士”妈妈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老鼠一出来，妈妈随手抓起块布，果断出手，一下子就将老鼠控制住。

　　陈大春心里暗暗佩服妈妈的勇敢。妈妈打死老鼠之后，就送给陈大春，帮他交作业。

　　当年 就像小孩摔个跟头

　　之后没多久，中央发了文件，为麻雀平了反，换成了“臭虫”。这以后大家对于“除四害”的热情劲儿慢慢平息了。

　　陈大春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会嘲笑那段历史，但作为一个亲历者，觉得“就像小时候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个跟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中国人民刚刚当家做主，对于中央决定坚决拥护，没有丝毫质疑。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豪情”恐怕是一种冒进。

　　他说，当时除四害，比如打麻雀的方法，确实有点闹剧的成分。除四害缺乏科学性，主要是源自人们对于事物认知的不完全。比如对于麻雀，人们只想到它与人争粮食，不懂得它在消灭害虫方面的贡献。但从唤起人们卫生意识的角度来说，这场运动还是有功劳的。

　　1998年，陈大春回北京时，妈妈已经年老了，偶然见着老鼠，还吓得“嗷”地大叫。回想起彼时“勇猛”的妈妈，陈大春感慨不已。

　　“到现在也没想通，我妈当时胆儿怎么就那么大呢！”他说。

　　采写/本报记者 温薷  　摄影/本报记者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