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主：李治安

　　●成员：一家18口人，包括妻子李有云、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等

　　●档案：北京人，现住海淀区知春路

　　李有云一直认为，1962年，她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

　　那一年，李有云成了单位精简下放的对象，“我是党员，带头响应国家号召。”

　　此后的16年，她陪伴在外地工作的丈夫身边，回到北京时已46岁。

　　这么多年，微笑始终没有抛弃李有云。她乐呵呵地絮叨，十几年时间都用在了丈夫和孩子身上，这些年能和丈夫在一起，“知足。”

　　下放

　　随军跟丈夫赴藏

　　李有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门头沟斋堂商业局做会计，一干就是6年。

　　1958年，26岁的李有云调到斋堂煤矿。

　　一个月挣46块钱，算是高工资了。那时，丈夫在部队工作每个月挣一百多元钱，“几分钱一斤米，两个人的收入给两个孩子花，生活有滋有味。”

　　谁也无法料到，3年自然灾害来了。由于职工名额与粮食分配挂钩，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决定精简下放干部和职工，1962年，这项政策波及到斋堂煤矿。

　　这年春节刚过，厂长找李有云谈话，说“你是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丈夫又在部队工作，家庭条件好，自己要做出牺牲”。

　　李有云一开始想不通，当年精简下放的基本是在单位表现不好，或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员工。满5年工龄的职工和业务骨干原则上不精简。

　　李有云径直去找了领导，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军属就要做出牺牲。

　　婆婆劝她不要找，安心在家带孩子。

　　在西藏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丈夫李治安正好回来探亲，他告诉妻子，精简了可以陪自己去西藏，不再两地分居。

　　李治安的话说到了李有云的心坎上。结婚七年，丈夫只回过两次家，李有云甚至怀疑，每次随汇款寄来的家书，是不是别人代写的。

　　李有云决定跟丈夫走，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6年。

　　漂泊

　　放弃外地转正机会

　　那时从青海进藏没有铁路，李有云坐部队的车从西宁出发，300里路一个站，颠簸了8天才到日喀则。

　　和另外20多个军属一起，李有云也被安排在当地一座喇嘛庙里，丈夫偶尔回来，一间小屋成了她和丈夫的家。

　　一天，军部的人到喇嘛庙找一名连长的妻子，没说几句女人便号啕大哭，连长牺牲了。

　　从那以后李有云每天都担心军部的人再来喇嘛庙，生怕听到丈夫的名字。

　　为了打发时间，李有云到当地的一个储蓄所做临时出纳，一个月挣36块钱。

　　1967年开春，李有云挺着肚子回北京了，她怀孕了。

　　临产前，李有云躺在医院里，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很亲切，但护士的一句话却搅了自己的好心情，“你们看这个西藏的孕妇，普通话说得多好。”

　　长期日晒让李有云的皮肤变得深红，在产房里显得格外扎眼。

　　因为担心丈夫，李有云生完孩子就回了日喀则，储蓄所要给李有云转正。

　　一天李治安刚回家，李有云严肃地说，“储蓄所要给我转正。”

　　“转正好啊，那样你就是正式职工了。”李治安鼓励妻子。

　　李有云急了，好什么啊，转正了以后就扎在这？李治安想也对，仗不会一直打下去，两个人终究要回家和孩子团聚，两个人翻来覆去想了一夜，最后决定，放弃转正。

　　返京

　　开小卖铺过日子

　　1970年，部队将李治安调到四川，李有云和丈夫一起到了成都。

　　第二年，李有云生下了小女儿，四个孩子在成都与父母团聚。因为孩子小，李有云放弃了工作专门在家里照顾孩子，直到1975年，一家人才离开成都到了北戴河。

　　1978年，李治安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北京，李有云也回来了，她想，这下一切都该回到原有的轨道上了。

　　但事情总在想象之外。

　　李有云找到原来单位，希望重新安排工作，但因为年近50岁，没有办法再回到最初的岗位上，而计算的工龄也只有在斋堂煤矿工作的5年。

　　“每个月只能从煤矿拿到18块钱。”李有云说，当年下乡的大女儿刚刚回城，儿子也从部队回来了，一家6口人的日子突然过得紧巴。

　　为了改善生活，李有云在小区里开了小卖铺。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记载，1961年10月到1962年底，北京对工业进行关、停、并、转，共精简职工40万人。这批人大多都被纳入低保。

　　80年代末，李有云也成为低保的一员，随着李治安的离休金逐年上涨，家里的生活又红火起来。

　　如今，李有云患上严重的肾病，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治疗。

　　“很遭罪，别人体会不了。”李有云说，当年在西藏就已经患上了肾病，但因为医疗条件不好，没治好。

　　前年，李有云享受大病统筹政策，医疗费大多数都会报销，老伴每月数千元的离休金，“每天跟老伴出去转转。”

　　让老两口欣慰的是，四个孩子都有着稳定的收入，“我的外孙子还是公务员哩。”

　　李治安说，每个周末都会有孩子回来，他俩觉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