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端阳(62岁)
●家庭档案:北京朝阳区东直门海晟名苑。家中还有老母亲和妻子孩子
1966年,王端阳19岁,天津一中的高三毕业生。因为停课“闹革命”,他错过了高考。不过,他没有错过“革命”。那年夏天,他拉起了一支“红旗赤卫队”,和弟弟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京津之间,一心想着要“大闹天宫”。
这支“赤卫队”,和多如牛毛的类似的组织,后来被统一称为“红卫兵”。40年后,定居北京的王端阳整理了当年自己和父亲的日记。他说,“父亲那时也挨了打,我没有安慰一句,很愧疚”。
日记整理:京津穿梭
(1966年6月到8月)
6月18日,听说了北京的“运动形势”,我不顾学校工作组组长的反对,与班上十几个同学连夜骑车到北京,向那里的学生“小将”们“取经”。直到21日夜里十二点才返回家中。
在北京,我参加了一个中学批斗校长的大会。从20日晚上7点开始,“直到凌晨两点”。为了表示天津学生的支持,我临时起草了一个稿子,还发了言,我说要“大闹天宫”。
那天晚上没地方睡,就临时挪了些课桌当床铺。我很激动,和当地学校的学生聊到凌晨三点。
离京回家前,北京女一中有同学到车站送行,还送给我130多枚主席头像纪念章,在手帕上别了个五角星。让带给天津一中的师生。当时这些东西在天津还是稀罕物,我非常感动。
不过,父亲不太认可我的做法。他嘱咐我,“北京与天津不同”,并对我说的“天津的革命劲头不如北京足”,不以为然。
我回家后的第三天,弟弟也要去北京。父亲问他“到北京到底干什么”,弟弟就是不肯详细说。父亲就劝他,“天气阴得很浓,晚上下起大雨来怎么办?”但弟弟回答“下大雨骑车去北京,这样更能锻炼人”。
父亲没办法,只好塞给他五块钱,“叫他长经验去”。
他后来在日记里有些无奈地写道:把骑车子去北京看得轻而易举,真是跟老年人大不一样。问不说,劝不听。
我决定再次到北京“取经”,是在8月6日晚上8点。还是骑车走的京津公路,凌晨3点半才到。一路上,腿脚很累,尤其是屁股很疼。
但我似乎无所畏惧,开始以每小时15公里速度前进,越往后居然越快,达每小时20多公里。到北京,天还没亮,我们就在路边找了个地方睡,又到火车站睡了一个小时。3天后的晚上,我又骑回了天津。在此之前,我写了一封“造反”的大字报,寄回天津想散发。
日记整理:父子争吵
(1966年8月)
“串联”归来,我和弟弟还在家里教训起了父亲。
8月12日早晨,父亲给我们俩打电话时,被我们教训了半天。我批判他脱离群众,是“世外桃源”。第二天晚上,父亲在一家宾馆开会,弟弟就到这家宾馆贴大字报,父亲就在大门口劝他,弟弟这才回家。
我当时也写了大字报批评天津的领导。父亲看了之后批评我“不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我不接受父亲的意见,父子俩“争吵甚为激烈”,谈话不欢而散。
父亲后来写了这件事:“儿子科学态度太不够……我跟他谈话态度有些操之过急,端阳接受不了”。
父亲还写道,“看来这个问题还要争”。果然,8月23日,还是为了这件事,我反驳父亲“害怕群众”,两个人又吵起来。
父亲和弟弟也有争论。
一天晚上,父亲刚刚跟我吵完,弟弟直到吃晚饭都没回来,过了七点半才出现。他一边嚼大饼一边告诉父亲“晚上不准备回来了!”父亲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不回答。没过一会儿,他又走了,一夜没有回来睡觉。
虽然父子之间有争吵,但当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时,我“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也很难受”。
为此,我从不到父亲的机关里去,从不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我总是回避”。
有一次,父亲被造反派拉去写材料,“好多天没回来,我们都担心他活不了了,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有一次,明显可以看出父亲被打了,但我没说什么,也没有去安慰他”。
这件事,让我后来很愧疚。
日记整理:父子之情
10年浩劫结束后,1979年,我调入铁道兵文工团创作组。那一年我结了婚。
在北京生活后,我常常反思“运动”的岁月。我整理了“文革”中自己和父亲的日记。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父亲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态看待我们在运动中的表现的。
他曾经这样写道:儿子走遍了南半个中国,并在橘子洲头的水里游过泳,这让我很开心。儿子“似乎有重大的进步,口口声声要掌握住大方向”。
但他又“怕孩子走了弯路”,“对孩子的首创精神,五敢态度,他担心多,支持少。”
我觉得,其实父亲当时的看法也很混乱。
2007年6月19日,我六十岁生日。我没准备“寿宴”,也谢绝了许多朋友的盛情邀请,我只想一个人静下来,追忆自己的一生。这一年6月17日,是父亲节,我找出了一张照片,当时我只有七个月,在爸爸的怀里幸福地笑着。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父爱如山。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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