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宏昌(8月8月摄)。

　　严宏昌，1949年10月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贫苦的农家。

　　在严宏昌的记忆里，饿肚子占去了前30年故事的大部分篇幅。1969年，上高一的严宏昌像往常一样回家带粮食，结果发现父母和弟妹们已经不在家中。“邻居说，父亲已经带着孩子到滁县那边要饭去了，家里实在没吃的了。最后，我就坐在门前的石头埂上哭了。”第二天严宏昌也不得不跟着村里人外出要饭，从此告别了校园。

　　这种要饭的生活持续到了七十年代。严宏昌在村子里读书最多，他开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全村人穷困潦倒？他认识到，“大锅饭”是饿肚子的根源。当时农村实行的还是二十多年一成不变的人民公社制度，一个村的农民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一起吃饭。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农业效率低下。

　　这种现象在小岗村尤其突出，部分村干部利用职权搭便车，社员则普遍消极怠工，村里年年收不上粮食，只得去讨饭。1973年，严宏昌开始外出闯荡，从修铁路抬土方开始，拉起了一支建筑队伍，沿着铁路建设住房、桥梁等等。1978年，严宏昌又被当作能人“请回”了小岗村。他清晰地记得，六十多岁的老社员关廷柱在自己当选队长后对自己说的一番话。“洪昌啊，我们小岗就看你这一下子了。哪怕你就给我们一天弄两顿菜稀饭，叫我们不要饭我们就满意了。我想喝一碗洋面浆子，想了十年我都没喝上嘴啊。”

　　就在严宏昌当上村长的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严宏昌从父辈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岗农民的生产一度干得很好，一年能收十几万斤粮食，还有余粮交给国家。他还注意到农民在自留地上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一亩自留地上种出的粮食，胜过生产队二十亩地。他最后下定决心，要分田单干。197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在一间破草房里，严宏昌带着十几个农民，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字据上按下手印，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农户。就是他的这一举动，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严宏昌连夜将耕地和牲畜、农具按人头分到各户，小岗村的“大锅饭”被彻底打破。第二年秋天小岗获得了十几年来的首次大丰收，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自己吃不完，还第一次交了公粮。在当时的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铺开，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严宏昌也因此与十七位村民一道被称为“手印农民”。

　　率先解决了温饱的小岗村，在之后的20年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像沿海农村那样的富裕。“农业不行搞工业”，回到小岗后，严宏昌开始发展工业。他办过塑料编织袋加工厂、米面加工厂、食用菌加工厂、工艺被厂，还帮村里谈过冶炼厂、养鸭场、柴油机钢盖厂等招商引资项目。他竭尽全力努力过的项目，最后不是被接管就是无果而终。总之，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严宏昌似乎仍在工业致富的道路上原地踏步。这位成功的“温饱型”带头人，一直也没能实现向“发展型”带头人的转型。众多失败案例背后的故事成为严宏昌心中的隐痛。他承认，在小岗村搞工业与“安徽粮食大省、凤阳粮食大县，小岗以农出家，以农业为本”的定位不符。他意识到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加强服务型行政机构和机制的建设，完善农村综合服务体系，才是农村问题的关键。

　　2006年，严宏昌带领98位村民，再一次用按手印的方式，留下2004年从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小岗村挂职的村干部沈浩。严宏昌说，“这几年小岗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小岗村也要有懂知识、善于解决问题的年轻干部，才能引导村里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在小岗村多年不变的土地上，终于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建的文化广场、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集贸中心、居民小区，葡萄种植、养猪、农家乐等农村互助合作组织获得初步成果，村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家家得到实惠，人心得到凝聚。2008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达到6500多元，高出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倍。小岗村以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式在阔步发展。

　　小岗村，以土地承包制改革而出名；因土地的综合利用和流转而得到发展。严宏昌，用他60年的人生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农村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变迁。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