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道路上时有死亡、暴力、威胁、诉讼、骚扰威胁 但难阻前进脚步

　　今天是2009年11月8日，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周日：这是新中国的第10个记者节。

　　中国记者节是不放假的。事实上，即使国庆、春节等公共假日，很多新闻工作者也要坚守在工作第一线。

　　对记者来说，辛苦和劳累是“家常便饭”；近年来，记者们更常常在工作中与各种风险“不期而遇”，记者行业已被公认为中国十大高风险行业之一。

　　面对死亡、暴力、威胁、诉讼、骚扰乃至漠视，新闻人依然会勇往直前。借用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一句话：“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文/记者黄茜 实习生武威(除署名外)　图/本报摄影部

　　死亡威胁 NO.1

　　案例 自己的葬礼成为新闻

　　2006年2月23日清晨，在巴格达以北60英里的萨马拉，人们在路边发现了3具被丢弃的尸体。死者当中有一位是女性。她叫埃特瓦尔·巴哈特，是总部设于阿联酋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的记者。

　　埃特瓦尔是在报道萨马拉一处清真寺发生爆炸过程中被武装分子绑架并杀害的。当时，她被绑架前，持枪者朝天射击驱散了人群，同时大喊：“我们要的是记者。”

　　第二天人们看到了埃特瓦尔和她的两名助手的尸体，子弹直贯埃特瓦尔背部，头上也命中两枪。她死时年仅30岁。

　　作为伊拉克最有才华的记者之一，埃特瓦尔曾报道过许多葬礼，亲身经历了生活在这个战乱国家的普通百姓的悲伤、愤慨和无奈。2006年2月25日这一天，她自己的葬礼居然成为了媒体报道的新闻。因为葬礼队伍在经过巴格达时遭到了袭击，先是一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向人群开枪，继而发生炸弹爆炸，造成3名安全人员丧生。

　　述评

　　职业召唤压倒求生本能

　　这是一组让人心惊的数字：据法新社报道，2009年上半年，全球记者殉职人数达到53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人。记者遇害黑名单榜首的国家是墨西哥，今年已有7名记者在该国遇害。据瑞士日内瓦一家名为“新闻标志运动”的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有95名记者在工作中殉职。伊拉克、墨西哥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是记者死亡最多的地区。在伊拉克，共有15名记者殉职。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记者。职业的召唤压倒了求生的本能。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踩到地雷身亡的一刻还不忘按下快门，他曾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

　　暴力威胁 NO.2

　　亲历 凶徒打人后还叫嚣“搞死你”

　　今年7月27日，东莞市谢岗镇星联圣诞饰品制造厂发生大火，本报记者董哲在路上拍照时被该厂保安和工作人员发现，他们围上来强抢记者手中的相机，并推搡记者。在争抢相机的过程中，该厂人员竟然掐住记者的脖子，并欲摔烂记者的相机。

　　尽管有民警和治安员在场，还是有人肆无忌惮地恐吓：“赶快把照片删掉，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叫人搞死你们？”

　　当天下午，《南方都市报》记者莫晓东和《羊城晚报》记者江赟被该厂人员打伤。莫晓东说，被围殴时，他大声喊道，我们是记者。没想到，表明身份后引来了更多的拳脚。今年8月31日，本报记者刘满元在东莞虎门金洲社区采访一宗命案时遭到现场治安员的殴打。对方动手相当老练，不打头部，只是猛打猛踹腹部和胸部。

　　述评

　　风险成本低 凶徒肆无忌惮

　　“打人者风险成本实在很低。”跑了3年突发类新闻的记者阿文(化名)观察到，动手的大都是保安、物管员、联防队员、外来务工人员等，也有无业人员或涉黑人员。“打了人、即使被炒了，他们也能再找一份工，没什么损失。”有些自恃“后台”较硬的还公开扬言：“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表示，现行法制对于媒体的采访曝光权尚未明确界定，致使许多个人和单位对媒体的正常报道认为是侵权而阻挠干涉。

　　诉讼风险 NO.3

　　案例 曝光检察长险遭牢狱之灾

　　据媒体报道，湖北《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采写的新闻触犯了武汉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振国，遂收到检方署有“反贪”字样的询问通知书。检方多次威逼姚海鹰，欲诱其接受传唤。姚无奈在网上发帖求助，引起了中宣部和最高检的高度关注。湖北省的调查证实，姚海鹰的报道没有问题。江岸区检察院有关官员受到严厉批评，不得已向姚海鹰道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姚海鹰最终得以免于牢狱之灾，关键原因其实并不在于他发帖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而在于他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去接受检方的“询问”。因为检方向他发出“询问通知书”，是在没有立案的条件下对他进行非法传唤，张振国本人毫不讳言，传唤姚海鹰暂时没有证据，找到他以后就能找到证据。意思再明白不过：如果姚海鹰配合接受“询问”，检方就能将他控制起来并找到他“贪污”的证据，他就一定能够被控犯罪而锒铛入狱。

　　述评

　　个别人滥用公权恫吓记者

　　就姚海鹰的遭遇，知名新闻侵权诉讼律师周泽认为，这是一起滥用公权恫吓、打击记者，粗暴践踏公民批评、控告权利的事件。

　　周泽认为，综观近年新闻维权，总的趋势是，案件总数在减少，刑事案件在增多。

　　这说明，某些官员对通过民事诉讼打压记者已失去兴趣，认为通过刑事方式更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他们阻止、抵制舆论监督的目的。　(曹 勇)

　　亲历 秉承客观立场 常遇无理施压

　　投诉风险 NO.4

　　大多数记者都接到过投诉，原因归结为一条，即“写了负面”。突发新闻记者阿文说，他一次收到报料，一个小区内的泳池经营方称，物管的阻挠致使泳池不能营业。他去了现场，听了报料人、小区物管、街道办事处和城管部门的说法。“采访下来，我发现不能听信报料人一方的说法。”

　　稿件见报后，报料人立刻向报社投诉，称报道失实。“他报料的目的是希望媒体为他说话，但我们要坚守客观立场。”

　　除了投诉，还有些人试图暗中报复。曾有当事人聚集一帮人来到广州某大型媒体门口，让报社将某记者“交出来”。报社拒绝交人后，该当事人说：“你只要让我看这个记者一眼，我们就走。”至于看了以后怎么样，就难说了。

　　述评

　　当面接受采访 回头矢口否认

　　广州一家大型媒体业务管理部门的古小姐告诉记者，很多投诉者都指责记者报道失实可能是“收了别人的黑钱”。面对这种指责，大部分记者的感觉是无奈和愤怒。这是真实的案例：记者和采访对象见过面，表明身份后做了采访，甚至换了名片，但看到报道出街后对自己不利，对方立刻投诉称“从没接受过采访”。

　　一些颇有“来头”的人或单位则找到各种关系向媒体施压。“有时候我们没错，但在压力之下只能承认错误。”古小姐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