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民勤的治沙工人们在劳动。

7月23日，民勤县教育系统开展的“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人工种植的绿色植被。

跨过民勤绿洲的边界，进入沙漠，稍遇刮风，便是飞沙走石，黄沙弥漫。

　　一沙一世界。治沙关涉人的认知、意志，路径取舍，利益分配，制度安排，政策导向，乃至世态人心，这些都在甘肃民勤——这个我国四大沙尘暴源区之一、生态问题最为严重、生态难民最多的县呈现

　　7月下旬，民勤绿洲瓜果飘香，绿树成荫，水渠里静静地流淌着石羊河上游分下来的水。成片种植的葵花在骄阳下盛开着，墨绿色的植被覆盖在大地上，偶尔可见在地里劳作的农民与天上飞过的鸟儿，大地一片安宁祥和。

　　比照刚刚过去的春天，特别是4.24民勤特大沙尘暴给人留下的印象，初次来到这里的人都有相似的疑问：这就是民勤？这不像民勤！

　　但在所有民勤人的心里，眼前这种安宁祥和的景象，只是民勤的另一副面孔。纵是在这个季节，跨过这绿洲的边界，进入沙漠，稍遇刮风，便也飞沙走石，黄沙弥漫。

　　甘肃省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最下游，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包围，区域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24倍，属于典型的西北干旱地区。以民勤为中心的河西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已成为我国沙尘暴的四大源区之一。两大沙漠在民勤的最近距离只有5公里，如果沙漠在此合拢，那就意味着中国北方将形成面积9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沙漠，不但北方，甚至中部地区都将受其危害，国家的生态安全将受到严重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勤面临的问题，又是整个中国现实的重要部分，涉及的问题，如人口、环境、生态、资源、工业化进程、制度安排等都具有典型性。其历史与现实，盲动与理性，困境与希望，理想与现实，无不具有文本意义。

　　一、沙与水

　　民勤的许多地名都与“渠”、“湖”、“河”、“泉”、“坝”、“滩”等字眼相关连。直到清末，这片土地上的湖泊依然星罗棋布。县志记载境内最大的青土湖，民国间尚且“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人与沙还能和谐相处，民勤人的词典中还没有“沙尘暴”的概念。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传说。

　　“那时候地下水浅，许多房屋的墙接近地面1米多高都是湿的。一个人1天就可以挖出一口井。”历史地理学者、民勤县政协副主席李玉寿对河西走廊的生态变迁研究多年，他的家在收成乡，家后就是一个小湖泊：男人趟水过，女人、娃娃要坐小木船。

　　“到了80年代，突然之间就完蛋了！”

　　湖面干涸，带来了土地沙化，荒漠化日益严重。绿洲北部的青土湖，因无水量补给，现已成为盐碱荒漠，白色的森森鱼骨被风搓成粉尘，覆盖在沙丘上。县内的苇湖、蔡湖、摆鸭湖和柳林湖也已被沙丘掩埋。

　　1982年，甘肃省在民勤召开现场会，向全省推广“开荒打井”经验。地处石羊河上游的武威行署也提出口号，要求下游的民勤县不与上游争河水，不与老天争雨水，大力挖掘地下水。而恰恰此时就有专家经过实地考察提出“石羊河流域危在旦夕”的呼声。但无人理睬。过度开发地下水，又加快了土地沙化的程度。

　　到1990年代初，地下水位已下降至极限，土地荒漠化、沙漠化的严重现实迫使民勤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数以万计的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大批移民，形成外界惊呼的“生态难民”。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石羊河中上游共建水库13座，截水自用，导致地处下游的民勤严重缺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祁连山冰川萎缩，雪线上升，水源减少，加之武威这样的地区中心城市处在上游，工业生产、生活用水量巨大，导致下游民勤只能靠十分有限的分配水量，勉强维生。

　　“最为糟糕的是，就是这仅有的一点点来水也遭到了严重污染，上游城市污水与地表各种污染物不但污染了下游民勤的地表水，也污染了地下水。”李玉寿说。

　　民勤境内的大西河因上游“镍都”——金昌的建立，建坝截水，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彻底断流。民勤县林业局陆林平书记看到石羊河上游武威凉州区的路边水沟内有水在流，直唤羡慕，他甚至不停地自言自语，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民勤的沙漠腹地建一座像祁连山一样的高山，让高山雪水直接流进民勤干涸的土地。

　　“民勤只要有了水，啥都会有！”陆林平感叹着。

　　二、进、退与定

　　1950年代，民勤人激情满怀，笃信人定胜天，“人进沙退”。在“向沙漠进军”口号的鼓舞下，他们开始打井、植树，开荒种粮，这种行为得到政府的鼓励。结果是，在与沙漠抗争后，沙并没有退，反而步步紧逼。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在2000年代提出“人退沙退”的口号，即把那些原住民，或垦荒者从沿沙地区迁移出去，以为这样一来，沙漠化的步伐自然就会停止。

　　2007年，西渠镇煌辉村整体搬迁。但令人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村所在的湖区绿洲处在阻隔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牵手的关键位置，放弃煌辉村，就意味着缩短了绿洲的空间布局，失去对两大沙漠的隔离作用，加速了两大沙漠合拢的步伐，制造一个大尺度的沙尘发源地。原先预计的“人退沙退”的结果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人退沙进”。更让那些搬迁出去的移民难以接受的是，废弃的村庄破败不堪：“回迁的人看到后像死了爹娘！”

　　那些由政府主导，被外界称作“生态难民”的民勤人，由于移民成本高、安置地选址难、收入反差大等诸多问题，移民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可以说，生态移民基本失败。李玉寿甚至断言：今年把民勤绿洲人搬走，明年这里就会变成罗布泊。

　　从2007年开始，民勤改变将移民“一搬了之”的思路，提出“固沙先固人”的口号，探索建立“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模式”，组织风沙前沿的农民以治沙工人的身份全面参与生态建设，让人、水、沙、地等生产要素最大限度进入生态治理领域，从而使饱受风沙之苦的当地农民告别延续千百年的种粮传统，逐步变身为防沙治沙的主力，以此实现“人定沙定”的治理目标。

　　从2008年10月开始，在东湖镇正新村进行的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试验区建设，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应运而生。正新村党支部书记雷立业深有感受：群众参与程度和积极性非常高。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正新村有近300人外迁成为“生态移民”。外迁势头在试验开展后得到了扭转，一些人甚至主动要求回迁，参与防沙治沙。民勤县扶贫办公室副主任、移民局局长崔永德认为，“正新模式”能实现“有条件的人定沙定”。

　　从进到退，再到定，民勤人走过了半个世纪。3年来，这一“定”，使得民勤增加了一道新的万里长城，那就是民勤绿洲408公里风沙线上所增设的5000余公里人工机械围栏——这些由水泥杆及带刺的铁丝围成的屏障，有效地促进了保护区内的生态恢复。

　　三、农民与工人

　　被称作“正新模式”的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设想，就是要让那些被称作“生态难民”的原住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退出来，就地转化为治沙工人。

　　“我们的做法是，国家出一些钱，把他们养起来，让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也吃上城镇低保，享受生态专项补助，然后再让他们通过治理生态工作得到一些工资收入。”县委书记卢小亨说，要是让民勤这6万人都吃上国家的低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其投入巨额资金来迁移这些农民，或让他们种植投入高、耗水量大，产值低的普通农副产品，不如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直接补助给他们，也就是说政府要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把农民，而且要把土地、水资源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工人后，植树、种草，从为公益劳动事业服务中拿工资。

　　在正新村，那些新兴的治沙工人们劲头很足，对于十分关心眼前利益的这些前难民们来说，他们明白自己眼下所做的并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公益事业，除了有生态专项补助，他们只要干活儿便能立马记账兑钱，收入比预期的还要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许多人第一次明白了“主体”一词的含义，那就是政府明确规定的：谁造林、谁所有，谁开发，谁受益，允许继承、转让和抵押。

　　“这一次不能让农民再处在被动的位置。”卢小亨说。

　　但在现实中这种做法也存在悖论，在GDP高低几乎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唯一硬指标的背景下，治理生态环境能成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吗？这样做的政绩风险是什么呢？民勤县6万生态难民，从农民转化为生态公益型产业工人，吃上城镇低保，这将会为甘肃省增加0.02%的未脱贫人口数量，省上相关部门又会如何看待民勤这一不利于他们政绩的行为呢？

　　况且治沙这件事，有时甚至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意识。“天下有民勤人，而民勤没有天下人”，不少民勤人的生活目标就是离开。因此有些人会种一年是一年，为孩子挣学费，将来把孩子送出去，自己也就跟着出去了。这种意识，使一些人不愿意参与持续的生态环境建设。

　　四、本位与大局

　　身为县委书记，卢小亨对民勤面临的问题有这样的判断：民勤的生态治理就是一个还账的过程。人类欠了自然的账，要还；生产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也要还。而还账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民勤人搞“耕作土地林草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严格地说是一种还账的生态公益型行为。守住风沙线，保护好民勤绿洲，首先受益的当然是民勤人自己。这道理在民勤妇孺皆知。“民勤人为谁治沙？”这句话在民勤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民勤人治沙当然是为民勤人自己；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民勤人在为全国人民治沙。这就涉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守住民勤绿洲，阻止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合拢的步伐，保护河西走廊东部的生态环境，当然对甘肃、对北方，乃至对全国都是最大的公益行为。但对普通人来说，这种热情仅靠道德说教是难以为继的，特别对于民勤之外的人来说，更不该仅以道德理想要求别人奉献，而自己坐享其成。

　　由于缺乏国家生态建设的相关政策，以及国家生态补偿政策的支持，加之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性限制，目前，民勤开展的生态公益型事业人口转移行动，便成了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独立探索。而这种探索多少有些悲壮的色彩：孤军奋战，甚至是独孤求败。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民勤方面请来中国科学院及兰州大学的专家学者实地调查，谨慎推理，提出在民勤建立“国家生态特区”的大胆设想。期望藉此确立生态建设的长效机制，保障民勤生态特区建设的持续进行；用国家生态补偿基金，保障退耕还林还草，建立完善的生态屏障体系。改变现在多头治沙、分散投资的办法，改由国家集中投资、整合资源、全面规划，一揽子解决特区内的生态、移民、扶贫、教育等问题。

　　本地的官员们也期待着，设想中的民勤生态特区以“生态质量”为政府考核的主要标准，而不是现行的GDP标准。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勤人都对未来抱有这样的期待。“这或许就是一个美好的梦！将来民勤绿洲变为沙漠时，这个梦或许会被考古学家挖掘。”民勤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此抱有悲观的看法。

　　但卢小亨却坚信自己的想法能够变为现实，首先可以在民勤建立国家级防沙治沙实验室，再建一所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除了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外，还开展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专门培训，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民勤国家生态特区。

　　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坦诚：胸中没有大局、没有理想治不了沙，但只有大局，只有理想，不顾人们的现实利益、眼前的诉求，不正视二者之间的矛盾，更治不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