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肺手术浑浊的冲洗废液。图/陈晓斌

李发海从手术室推出，进入病房。图/陈晓斌

手术后的杨德新。图/陈晓斌

马俊山正在吃着术后当晚的病号饭——鸡蛋面条。图/陈晓斌

　　1月15日上午9时，来自甘肃省古浪县的尘肺病人杨德新、马俊山、李发海被推进了中国煤矿工人尘肺病康复中心的手术室。几个小时后，洗肺完成。每个人洗出了24瓶灰色液体，液体里的灰尘是他们在金矿里打工时吸进去的，如今成了病魔的根源。

　　“这一下我得多活多少年啊。”手术后，三期尘肺病人杨德新笑着说。前一天，“北京厨子”带着他们去海边看海鸥，“这一切看起来就有点像是真的童话”。本报记者周喜丰 长沙报道

　　微博里的“童话”

　　周俊山绝没有想到，一条微博会改变自己的求助路径。这是一个童话故事的开头。

　　此前半个月，周俊山怀揣着矿工们凑的5000元钱，进京求助媒体。后来，在媒体朋友的帮助下，周俊山在微博上发出了求救信息。

　　在此之前，微博离他很远。之后，微博开始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北京厨子”是这条微博进而是这群尘肺病人命运的关注者之一。

　　2010年12月23日中午，“北京厨子”在微博(北京厨子微博:http://t.sina.com.cn/1619962527)上发布：“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我愿意押上我所有的一切去拯救这124名矿工。为此，朋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哪怕是一次次地转发。我需要你们，我们一起，尽最大努力，挽救124名同胞的生命。”

　　12月24日，“北京厨子”踏上了救助之旅，更多的网友加入了这个救助团队。他在微博上写道：“古浪，一个冬天的童话。”

　　两天前，周俊山在北京时，在网友的帮助下设立了一个救助账号，希望能得到一些捐款。但是，前后只收到了500元。

　　“北京厨子”说，到目前为止，一共收到16万余元捐助。账户只有兰州大学生后援团一名指定团员和周俊山知道密码，这笔款项在账户使用规则约束之下，将由患者代表周俊山决定如何使用，由网友进行监督。

　　2011年1月12月，救助团队把周俊山等4名尘肺病人带到了位于北戴河的中国煤矿工人尘肺病康复中心，这是张海超曾经洗肺的医院。1月15日，三名尘肺病人被推进病房洗肺（周俊山体检没有通过），他们的医疗费用全部来自网友捐助。

　　周俊山也在微博上公布了“北戴河第一次洗肺账目”。周说，他还在学习使用支付宝。“我没有文化、不会电脑，但有一颗心，不会贪污一分钱”，这是周的承诺。

　　“不想被看成是炒作”

　　1月15日，整整一天，“北京厨子”以极快的频率刷新自己的微博。看得出，他的精神高度集中。他为三名患病民工的成功洗肺而高兴。

　　凌晨时分，“北京厨子”对此事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发怒了。他说：“周俊山曾经在房间里跺着脚喊：难道我们124条命就比不上人家1条命的十分之一？”

　　“北京厨子”说，到达古浪后，发现微博上“救助古浪尘肺病人”的热度在降低，“乐清事件”成了微博上的主题。

　　在微博上呼风唤雨的“北京厨子”彻底被打回现实。媒体的聚光灯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打到古浪，这就意味着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这可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但还是觉得很沮丧”，“北京厨子”对记者说，他本来只是想制造一个新闻点，然后吸引更多的网友关注，让媒体通过关注“北京厨子”来关注尘肺病人维权事件，减少报道阻力，让这一事件获得更多的曝光率，但是，他寄予厚望的新锐媒体一个都没有到。

　　“北京厨子”否认自己是炒作，把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不是他喜欢的出名的方式，“网络上可能有人在说，我是为了出名来炒作，这是挺无耻的”。

　　已经有另外一些地方身患尘肺病的农民工找到了他，这令“北京厨子”感到不安。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尘肺病人救助代言人，事实上，他并不想成为代言人，“我是一个结果主义者，只是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承诺，把（古浪）这个事情办好了就完了”。

　　“北京厨子”说，三名患病民工洗肺之后，他亲力亲为的救助将告一段落，“我希望自己能退出公众生活。也许‘北京厨子’就不存在了”。

　　据媒体报道，1月13日下午，曾因“开胸验肺”而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河南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前往甘肃省古浪县黑松驿镇，声援古浪尘肺病人维权行动。

　　维权无力

　　古浪县还有100多位患病民工等待治疗，筹集的钱远远不够。“北京厨子”说。

　　但事实上，洗肺无法挽回一个健康的身体。至今为止，古浪县尘肺病民工的索赔并不顺利。

　　自2009年4月发生尘肺病案例之后，古浪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出面与这些农民工打工的金矿进行协商，至今没有获赔一分钱。据古浪县政府调查，1984年至2009年期间，全县确诊尘肺病例157人，共有11人死亡。

　　农民工无法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维权的难度显而易见。当地政府官员评价说，这些农民工是“文盲+法盲”，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另一方面，政府监管也出了大问题。

　　“法律保护体系的脆弱还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力差。”一位职业病防治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现行法律和政策构成了一套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伤认定和职业病待遇评估发放的制度。但制度本身因其设计性的缺陷，使得大量尘肺病患者的权利救济受到障碍。”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罗延飞对记者分析说。

　　罗延飞代理了多起尘肺病人维权案例，在他看来，尘肺病患者的权利救济的障碍，一是尘肺病患者特别是离岗多年后患者的工伤认定问题，地方性法规忽略了尘肺病长期潜伏性的特征。二是《工伤保险条例》中对于职业病患者后续治疗费规定的缺失。

　　罗延飞律师建议从立法层面上探索尘肺病患者治疗与保障基金制度，赋予政府根据高粉尘作业企业的产值，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尘肺病防治费的职权，建立尘肺病患者治疗与保障基金，专款专用，为那些已经确诊为尘肺病的患者在尚未获得工伤待遇之前，提供救急性质的治疗费用和基本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