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会轻易抹除有千年历史的家园和记忆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9日06:39 南方都市报

　　建筑现不现代不是看最后露出来的是什么形态，而是那个过程是不是一个从下而上、探寻及辩论之后达成共识的过程。———龙应台

　　一个如此热衷于在哲学上谈论“天人合一”的国度，为什么会在今天制造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生活环境？一个号称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什么会时常表现得如此缺乏历史意识？为什么我们会轻易抹除有着千年历史的家园和记忆？为什么西安、大同等众多历史名城，在无情地毁掉自己的古代城市遗产很多年后，突然反悔，又再一次毁掉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材料，修建仿古城市，打造出和今天老百姓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唐朝、明朝的幻象？

　　论坛学术召集人朱涛在引言中提出的这一系列疑问，引起了观众思考。

　　诸位演讲嘉宾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并以央视大楼等为例，说明很多传统在持续对我们施加影响，我们却缺少反思它们的能力；很多传统早已失效，我们仍热衷于对它们高谈阔论。

　　“我们太轻易地将大量民间鲜活的传统弃之如敝履，太习惯于顺从官方和流行话语，将传统抽象化，要么夸张装扮成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化奇观，要么贬值为媚俗的商业符号。”朱涛总结说。

　　“现代”与否不看形态，而看是不是辩论之后达成共识的过程

　　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成为论坛各嘉宾发言中首要厘清的问题。

　　台湾文化名人通过香港调景岭和台北宝藏岩的故事，阐述她对此的思考：两者同是承接了大批战后难民的居住区，都曾被作为“违章建筑”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结果香港调景岭被重建成大片林立的高楼，台北宝藏岩被原地并尽量原貌地保存了下来。遑论哪种结果好，龙应台想要说明的是：“建筑现不现代不是看最后露出来的是什么形态，而是那个过程是不是一个从下而上、探寻及辩论之后达成共识的过程。”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上唯一的建筑体系就是一种景观建筑体系，然而在对工业现代化、交通高速化和现代商业的一味追求下，这个曾经覆盖中国的体系已经完全崩溃。”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说，他以宁波博物馆(从拆迁民居回收的几百万块旧砖和瓦片作为新建筑的外表皮材料)为例，尤其强调了工匠的重要性，认为传统是活的，活在工匠的手中。而传统的文人与工匠结合的建筑体系已经彻底崩溃，匠艺不再承担建筑活动中那个介于自然和人造事物之间的关键角色。

　　刚从荷兰飞到深圳直奔会场的刘家琨则以一张P P T展示各类建筑分别在封建中国时期、中华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典型形象，让观众沉入思考。

　　中国建筑界与国际建筑理论仍存在隔阂

　　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王维仁则讨论了在20世纪后半叶，位于大陆边缘的台湾或香港建筑师，如何反映战后的社会经济变化，在中国文化的空间传统和台湾或香港的地域传统之间，经由反省与互动，摸索出来的另一条中国建筑现代性的道路。如台湾建筑在日据时代受到国际建筑思潮的影响，战后半个世纪在国民政府带来的民族主义架构中，部分建筑菁英陆续展开“现代中国建筑”的尝试。但上世纪90年代后，台湾建筑的文化关注渐渐由抽象的民族形式，落实为以地点、小区、人文和地景为主题的地域建筑论述。

　　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助教授赖德霖(美国)以《筑林七贤———现代中国建筑师与传统的对话七例》为题，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建筑的现代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七位著名建筑家吕彦直、杨廷宝、林徽因、梁思成、童寯、刘敦桢、冯纪忠为例，考察中国建筑师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探讨了《中国建筑的百年认知辛路》，他认为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为建立民族主义的建筑史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宫殿、庙宇等能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对应的类型，而相对轻视了这种民间倾向的“土木/营造”。直至今日，国际建筑理论已突破西方古典主义的桎梏，得以对非古典的民间建造体系、聚落、市政建筑加以尊重，但中国建筑学界对此并未有深入而清晰的认识，导致今天中国建筑界与国际建筑理论仍存在隔阂。

　　建筑师、沙溪复兴工程瑞士方负责人黄印武则认为，传统建筑是在传统环境中形成的建筑类型，是长期形成并为社会认同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具象表现。所以，要想真正理解传统建筑，还需要从传统的生活环境中去寻找线索。

　　公民意识的觉醒才是根源

　　那么，传统该如何被保存运用？谁该对传统负责？这一顺承而来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和观众的讨论热潮。

　　龙应台讲述的台湾宝藏岩保护故事、王维仁讲述的都市合院和地景系列两个例子，都显现出原住民、建筑师、媒体、政府部门甚至社会氛围、人民情绪等多方角力的结果，是在对传统的回忆和对现代的向往之中纠结的结果。

　　“以台北为例，不去读台湾的政治史，单单从台北这个城市的都市面貌，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它二十多年来从威权解体到‘市民主义’的过程。政治从权力的独占走到分享，城市就从空间的封闭走到空间的敞开。”龙应台以她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经历，强调政府意识的重要性。

　　“大连三问：历史、土地与生计”，曾参与过大连新城中心区规划设计项目的刘东洋以此为题，直观地展现了存在于实践中的三个核心矛盾。他以大连新城中心区的规划建造过程为例，当时该市领导人雄心勃勃，但刘东洋通过这次规划项目的实地调查，却引发一种深深的疑惑和担忧：面对大片即将被人工再造的海岸与滩涂，我们将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反思十多年前的这次经历，刘东洋感慨地说：许多领导喜欢“在一张白纸上画画”，一个城市换一任领导甚至都要换一种树种。而我们城市规划所要参照的历史并不只是书本上刻写下来的“大历史”，我们所要规划的土地也并不是一张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生计更不是看上去很美的现代化图像，而是百姓实实在在的日子。而这恰恰是如今城市规划教育和城市规划体系中基本缺失的东西。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则问道，大拆大建是否也是我们的传统？火烧阿房宫就是一切推倒重来的“大手笔”。

　　“传统没有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论坛互动阶段，一位现场观众的说法引起与会嘉宾们一致共鸣。

　　众说论坛

　　主办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

　　建筑跟公民生活和社会进程息息相关

　　南方都市报举办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就是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这届论坛提出了“传统与我们”这个题目，是非常恰当的，就是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像广州或者深圳的城中村，这种城中村它本身究竟算不算是一种传统？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媒体起到的作用并不是我们要去判断某些东西就是该拆还是该留，而是构建这样一个平台，请到相关的人士，大家一起提出一些思考，然后一起来面对。这样的话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决策机构也好，如果都可以从我们的论坛，从这种思想的碰撞中得到一种共识，我觉得就是媒体所做的成功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也认同龙应台老师所讲的，其实城市的现代化，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公民有解释自己的权利。

　　南都作为一个大众媒体，南都认可的媒体职能，应该是一个时代进程的记录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希望媒体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培育者以及公民意识的启蒙者。在这个理念之下，建筑是一个城市现代化进程、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标志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如此关注建筑领域，也是因为它跟公民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进程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走向公民建筑”。

　　学术召集人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

　　这次论坛做到了多角度审视

　　这次论坛完成得相当成功。龙应台的演讲我听了特别高兴。我觉得她所讲的内容，不仅对普通听众有益，对于深圳的官员也应该很有启发。

　　她介绍的是她从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官员后，主动积极地对文化、对市民所做的有意义的事。她更谈到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遭受的各种挫折，同样也很理性地分析宝藏岩经过改造仍然存在的问题。她给我们打开了思路，原来官员也可以如此有文化使命感，还有独立的思想。

　　谈问题，不能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要认识到其复杂性，从多个角度来审视。我觉得在这点上，论坛也做得十分到位。

　　赞助方光耀集团副总裁李丁：

　　一个资本加创意的时代呼之欲出

　　前段时间我在日本参观京都、千叶大学，也在思考“传统与我们”的主题。我看到一些新的实验室、一些新团队的建立，从建筑、景观，甚至农业、医疗参与进去，有些非常好的工厂和建筑的结合，对我是很好的启示。

　　过去的十年国内地产行业是“资本+复制”的十年，有钱、拿地、快速开发、复制扩张。但是现在看来简单地满足居住或者是实用功能钢筋混凝土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未来的发展必定是平台为王、服务为王、设计为王，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让用户充分享受的平台，是为他们打造全新生活的体验，这需要更多符合咱们自己人居品牌的理念。一个资本加创意的时代呼之欲出。目前光耀集团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实际的步伐。

　　主持人文化评论家梁文道：

　　总觉得论坛时间不够用

　　今年的论坛我感觉更加紧凑、聚焦。我主持了三届建筑师思想论坛，今年的更加成熟、深入。

　　也许是这个关于传统、现代的题目，让学者、建筑师、建筑爱好者都不陌生，因此才有了深入探讨的可能。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上午赖德霖教授从正面回顾了先贤是怎样继承传统，而赵辰教授的发言则是批判性的，他们俩形成了有趣的对话。王维仁则将传统的定义复杂化，也提出“我们”不可能是全中国人，可能是香港的村民、台北的灾民，这种细分确实将传统复杂了。他更提出传统不仅是生活伦理上的，也是生活实践的方式，通俗地说就是过日子的方式。下午刘东洋绘声绘色的演讲则是令我相当震撼，他的真实参与的经历让我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了城市规划。

　　建议今后这样的论坛可以适当延长半天时间，现在总觉得时间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