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看望先进模范牛玉儒家属(图)
play
习近平看望牛玉儒同志家属
【习近平看望牛玉儒同志家属】习近平27日晚看望了牛玉儒同志家属。他表示，先进模范不能忘记，牛玉儒同志是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 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牛玉儒这样的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学习先进典型，学习身边榜样。
牛玉儒，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优秀民族干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8月14日4时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1岁。
牛玉儒最后的493天
一个慎用而又善用权力的人，一个将百姓冷暖装在心上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今天我们要向读者讲述的，依然是一个有关官员和权力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牛玉儒，这个有“拼命三郎”之称的51岁官员的去世———留给人们的不但是无尽的悲伤和怀念，更留下一份内涵丰富的精神遗产
“他是我们自治区最有激情的干部，一个因为无私而无畏的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这么评价牛玉儒。
“他是唱主角的人，无论悲剧还是喜剧。”牛玉儒的同事张洪祥这么说。
而在呼和浩特市民的眼里，牛玉儒一直在干三件事：搞城市建设，抓招商引资，提高居民收入。该市市民黄小良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牛书记来了493天，平均每个月招商引资20项，她姐姐的退休金翻了一倍，她自己的工资从1200元涨到1900元，门口的巷子第一次装上路灯，街上道路变了大样……
“人民给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利。”牛玉儒用一生实践着这句话，直到2004年8月14日累倒在任上，再也没站起来，时年51岁。
好问的“乘客”
牛玉儒在呼和浩特市上任时，显得颇有故事性。
2003年4月，“非典”期间，呼市街上出租车生意很差。一天，一位戴着眼镜、态度和蔼的中年人上了出租车司机王玉海的车。
这个乘客很好问，而且问得很细，一会问呼和浩特的道路建设怎么样，路灯亮不亮，一会问出租车乘降点设置等等。王师傅也就如实说了难处：“呼市的路，就像一条大拉锁，挖了修，修了挖，路总是不平坦。苦了我们司机。”
这位中年人认真听着，若有所思，快下车的时候说：“请你相信，以后市区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道路建设一定会做好规划，保证工程质量。”王师傅很惊奇，觉得这个乘客很神秘，便笑着说：“你是干啥的，夸这样的海口？”
那位乘客说：“我叫牛玉儒，是新来的市委书记。”
刚过50岁的牛玉儒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职位上，调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储波告诉本报记者：“我也当过副省长，分管某几方面工作所承担的责任，比市委书记间接得多，市委书记既要决策又要执行，面对的矛盾多，又不可回避。牛玉儒很聪明，这些矛盾肯定很清楚，如不是出于公心，不会愿意干的。”
据说当时牛玉儒并非第一人选。“储波书记欣赏他能打硬仗，不讲条件，素质全面。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交给他心里就‘托底’。”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任亚平说。
说这书记是“火线上岗”一点都不过分。当时正值“非典”，很多工作因此搁浅，经济活动节奏缓慢。
牛书记知道，这样的时刻，他这个带头人首先要做的是唤醒市民的信心。2003年6月25日，牛书记通过电视，庄严向全市人民承诺：用4年半的时间，办成三件事。一是经济总量在现在基础上再翻一番；二是把首府城市建设得更美丽、更有魅力；三是使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
市民总算认识了牛书记，被“非典”闹得心慌的呼市市民开始安心下来：“这样的话，我们爱听。”
所以牛书记第二次打车，就被出租车司机认出来了。那次牛玉儒临时打车去民族商场，出租车司机杨树林很兴奋，说：“您是牛书记吧？这么大的官儿还坐我们出租车？”牛书记笑了，问杨师傅：“对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杨师傅想了想，向牛书记反映了上公厕难的问题。牛书记临下车时郑重地说：“放心吧，你说的事很快就会解决。”
果然，在很短的时间，各主要街道和一些小街巷的厕所多了起来，而且免费开放。后来，从广播里听牛书记讲：“如果我们不给人们提供方便，人们就会随便！”杨树林逢人就说：“没想到，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话，牛书记还这么当回事。”
就这样，呼市的百姓就认识了新来的牛玉儒：有的时候像市委书记———给市民讲话魅力十足；有的时候不像市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儿还坐出租车”。
“牛书记能累死一头牛”
呼市的工作人员很快发现，新书记“活力十足，不怕累”。正如牛书记跟身边工作人员说的，这么大的一个市，那么多要解决的难题，拖能拖得起？
五十出头的牛玉儒走路很快，处理问题果断干练，说话很有力量，不喜欢拖泥带水，“好像天天与时间赛跑”。他在呼和浩特工作不足500天，除外出200天和生病住院3个月外，他的车在本市跑了5万多公里。
一次，他带了一个工作组出去招商引资。从呼市到珠海，跑深圳赴银川，5天跑了5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不是考察就是洽谈，日程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所以乘火车返回呼市时，大家都累得快睡着了。火车进了呼市，牛玉儒却还问工作组的几个年轻人：“下了火车，我们是去办公室，还是到哪里？”
“还要干活啊？”被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吭声。牛书记看了他们一眼，笑了。然后说：“放你们半天假。”他自己下火车后，直接去了办公室。
几个年轻人后来私下说：这次出差连我们都吃不消，他已年过五十，怎能不累？
这点不仅仅牛书记的下属感受到，外省的投资商都深有感触。
今年刚过元旦，牛玉儒到浙江华门考察一家房产公司，想邀请他们进内蒙。牛书记看得很仔细，从早上8点一直看到晚上12点半，才回到宾馆。
负责接待的浙江华门房地产集团副总经理章佳尧吃惊地听牛书记说，还要乘第二天早上5点的班机返回呼市开会。“哪里有这么忙的市委书记？连个安稳觉都不睡？”
第二天凌晨4点，章佳尧让服务生叫牛书记起床的时候，发现他人已经去了机场。章佳尧回来跟他们老总一说这个情况，把那个老总感动得不行：“牛玉儒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为了地方发展竟操劳成这样，只睡了三个小时，到老牛那里投资，我放心。”
短短几百天里，一批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相继落户呼市。呼市的奶牛头数、鲜奶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位居第一。连续两年呼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27个省首府城市的前列。
当然，百姓感受最深的还是增加了工资。市财政两年里拿出了1.4亿元给干部职工增加工资，人均增资700元。职工数着钞票说：“这是牛书记给的。”
与牛玉儒交往共事十几年的任亚平说，只要给他一个岗位，他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他想的总是竭尽所能把事情办好”。
1996年5月包头刚刚经历过6.4级地震，城市重建成为第一要务。作风干练、抓城建、注重招商引资的牛玉儒当时任该市市长，一时被称作“牛魔王”。
牛玉儒并不过多解释。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他在任的4年间，包头的GDP从146亿元增加到248亿元。
所以，一位呼市工作人员说，跟着牛书记跑，恨不得能累死一头牛，但累得有价值，眼看着整个市的面貌好起来，百姓生活都好起来，当官图什么，不就图这个？
发火和“批条子”
牛玉儒戴着眼镜，外表平和，平日里是个随和的人，不大批评人，但在他秘书李理的记忆里，牛书记在呼市至少发过三次火。
第一次是牛书记视察呼市城建工程时，发现便道铺装的质量有问题，他左看右看，越看越气，忍不住回头骂相关负责人：“这可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哪，这样的质量怎么向群众交待，与其让老百姓骂我们，不如我骂你们。”
另一次，是牛书记在散步的时候，发现盲道中间立着一根电线杆，他绕了一圈，就生了气：“这盲道是怎么铺的，这哪叫便民，是害人。百姓的事无大小，一根电线杆也是大事。”
第三次，正值一天中午下班，牛书记发现有段路堵车，他下车一看，是施工新挖了马路，十分恼火。当即电话批评有关责任部门：“这不是多大的工程，为什么不能晚上干？！现在是下班时间。多给百姓造福，少给添堵！”
后来工作人员就总结出来了，牛书记看不得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看到一次就恼一次。同时，牛书记很希望听到市民的真实想法。上访材料送到牛书记手中通常有三种渠道：
一是上访户守在市委大院门口，见有人经过就递上去，无论走路还是乘车，只要牛玉儒看到这样的人，就停下来接过材料，回去阅读、批转。
还有一些上访户，“神通广大”，有时径直走进市委书记的办公室，把上访材料当面交给他——这并不显得突兀。
第三种方法是直接给牛书记写信，一般都能得到回音。
而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牛书记看见了的，都要批条子。
采访中，记者见到牛书记批的一个“条子”有120个字之多。2003年5月17日，《呼和浩特晚报》登了一条消息《这15户居民啥时能喝上自来水》，反映15户居民停水一年未得到解决的事情。牛书记见了大怒，作出批示：“请市自来水公司的领导读一读这篇报道。群众反映已一年多，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看，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中‘三个代表’思想太淡薄！请同志们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你们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举一反三，认真反思。请新闻界继续监督。”
立竿见影，15户居民跑了一年没有着落的吃水难题，不到24小时就解决了。
当然，牛玉儒也知道，他能亲自解决的群众问题毕竟只在少数。但他发这几次火、批几次条子后，呼市的各个涉民部门都明白了，谁惹了呼市百姓的利益，就惹了市委书记。
“要提拔，得干净、干事、干好事”
今年春节放假前的那几天，呼市的各位局长们就开始互相打探了：“新任的牛书记来了，用不用去拜年？要送什么？”
有了解牛玉儒的干部就说：他不太讲究这些，没这习惯，别送算了。
呼市原组织部副部长、现市政协副主席李绍华对记者说，所谓上有所好，下必附焉，人们对领导都在观察，看你这个领导有什么特点，爱钱还是爱打麻将？如果对外界形成的印象是作风正派，找了没用，找的人也就少了。跟牛书记讨要官，没用。
呼市政法委书记李鹤对记者说：“尽管有6个副书记、15个市委常委，如果书记想提拔一个干部，事实上‘一把手’一句话，民主推荐、干部考核这一套程序都可以省掉。”
但牛玉儒并没有去使用这唾手可得的“权力”。在人代会换届选举期间，牛玉儒接到很多打招呼推荐干部的电话，他一律回答“好好好”。
他在会上公开讲：“推荐干部的，我都说好，呼市有这么多好干部当然好。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优中选优，就要看大家的才干了，我选择干部呢，有三条原则，第一条，手脚要干净，屁股底下没有屎。只有手脚干净了，才会有魄力去干事，否则拿谁的就要为谁办事，事情交到你手里，你也不会公正地去做……第二条是能干事，第三是干好事。”
牛书记的办公室总是坐满了人。众所周知，牛家的保姆只给亲戚开门，有事一律到办公室去谈。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随亲属登门拜访，送给牛书记的妻子一条围巾，客人走后发现围巾里包着2万元现金，牛书记让妻子把围巾和钱一起退了回去，还把妻子训得哭了一场。
在研究干部的书记办公会或市委常委会上，牛书记大多让每个人都发言，而自己做总结性发言，一般情况较少率先提出倾向性意见。
牛玉儒也比较尊重下属。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在包头当市长的时候，市长助理的一个司机———牛玉儒并不认识的普通职工，向他痛诉家中困难，求牛市长帮他儿子安排个工作，动了恻隐之心的牛玉儒就写了个推介信给他。但司机拿着牛市长的推介信却碰了钉子，相关局长拒绝说“局里职工还有没安排的呢”。牛市长听了，也就笑笑，该局长却并没有因此被“穿小鞋”。
“守法书记”
牛玉儒去呼市赴任时，很郑重地对秘书李理说：“现在我到呼市当书记，权力会更集中，这样可能找你的人就多了，所以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凌驾于他人之上。”
牛玉儒对秘书“约法三章”———第一，要尊重其他领导同志和周围群众；第二，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办私事，不能代收礼品和礼金，一律拒绝之后也不用告诉我；第三，多学习，少应酬。
同为牛书记的下属，呼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树贵说自己“很有福气”：“地方要发展，需要国土部门提供土地。一边是法律，一边是当地政策，土地部门往往受夹板气。但牛书记不会给国土部门出难题。”
呼市招商引资最大的项目汉鼎光电有限公司，是牛玉儒三赴广东引进的台湾建鼎集团电子产业项目，初期投资2亿美元。但是正是这个项目，投资方当初看中的一千多亩土地，一半以上属于不允许动用的耕地，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投资方和区政府就找牛书记“要特殊政策”。
牛玉儒作出了立足长远的决定：地方利益不能跨越法律。一个月后，投资方放弃了原来的用地方案，另选了符合规划的土地。
对此，呼市检察院检察长云布俊有同样的体会，他说：“如果书记滥用权力，那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幸亏牛书记从不这么做。”
2003年8月，一个涉嫌贪污罪的处级干部被拘留，他的亲友跟云布俊打招呼说：“我们可是托人找过牛书记的。”不久又来问：“牛书记跟你说过没有？”云答复说，没有。
一次向牛书记汇报工作时，云布俊顺便问了一句：“这个案子涉及自治区机关的一个处级干部，他们跟我说找了您了，找过您没有？”
牛书记的回答是：“不管找谁，进入法律程序的就按法律程序办，该咋办咋办。”
有人把手握财政大权的市长称为“常在水边走的人”，经手的钱多，诱惑因此也多。但做了四年包头市长，牛玉儒却没有“湿鞋”，他有自己的“秘密”。
“想搂钱太容易了，批地批钱给政策，权力可以说是无边大，”原市长助理道尔吉说，“可牛玉儒基本上不管钱，由常务副市长管钱，这很难做到。”
包头市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主任马树明对记者说：“建筑工程招投标是在牛市长任上规范起来的。”
牛玉儒到包头任市长的1996年，正遇上该市发生地震，震后重建的工程量剧增。牛玉儒强调，所有的公共工程必须实行公开招投标，要选择最好的队伍把项目搞好。
包头在全自治区第一个建立了招投标大楼，楼里专门设立了办公室供市纪委干部常驻进行监督。马树明说：“主要领导带头做好，其他人就不敢乱来。”
“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在家乡通辽，牛玉儒是犯了“众怒”的，亲属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不近人情”。按他亲戚的说法，“谁不想升大官呀，总觉得有他这棵大树，想有个靠山乘乘凉。可我们亲戚的事儿，他一律不办。”
牛玉儒三叔的儿子牛勇智在医疗器械管理站做了八年站长，希望得到提拔。2001年3月，牛玉儒作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到通辽市考察工作，牛勇智特意到宾馆看望堂兄，托他在市领导、市委书记面前说句话，“你一句话就行，关照一下，他们都明白”。
牛玉儒的回答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这话不能说。你要想干出事业，要靠实力去竞争。我相信你”。
一次去呼市出差时，牛勇智到牛玉儒的办公室，听到他在接电话，是牛玉儒一位亲戚要结婚，托他找几辆政府的轿车。牛玉儒问：“这样吧，你需要几台车？”对方大概说5辆，牛玉儒说：“那行，我明天给你派5辆出租车迎亲去，我出钱。”然后撂下电话。
包头市副市长程刚当年是牛玉儒的政府秘书长，他记得牛玉儒的一个叔叔带着刚从军队转业的儿子从通辽来，在牛玉儒家住了一周，显然有求于他，而牛玉儒忙于出差招商引资，他们只见了一面。托玉儒给儿子找工作的事，叔叔始终没能说出口，程刚至今记得老人家欲言又止的神情。
在牛玉儒的家乡通辽，让亲戚们“寒心”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的近亲属中很多人下岗，有蹬三轮车的姑父、扫厕所的姑姑，还有下岗近十年没有工作的妹夫。
对牛玉儒有过养育之恩的二叔，家里6个孩子至今全在农村。2004年春节，牛玉儒回通辽时特意到农村看望二叔，发现二叔仍然住着几十年前的土坯房，他心酸之余，留下三千元钱帮助二叔修新房。回到自己家，牛玉儒陷入童年的回忆，流泪了，他对妻子说：“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记者试图了解牛玉儒不滥用权力的原因，有人归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更多人则提到他的童年。
牛玉儒6岁丧母，当时最小的妹妹只有6个月，他在家里6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牛玉儒的父亲是国营五金公司副站长，经常出差，就把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和二叔一起生活，而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牛玉儒对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没有棉鞋穿，脚上满是冻疮。
对他影响很大的是他的父亲牛树仁。1984年牛玉儒当上自治区纪委秘书长时，父亲给他写了封信——“咱家从来没有出过当官的，我不担心你会犯什么错误，就担心你能不能永远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一个硬汉的最后90天
2004年4月22日，一次例行的健康检查中，牛玉儒被发现肠子上长了一个东西，需赴京复检。4天后，结果出来了———结肠癌肝转移！
可怕的消息首先击倒了他妻子谢莉。她和牛玉儒结婚24年来，共同度过的日子合起来没到1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谢莉失声痛哭，怨他、气他，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知夫莫如妻。谢莉知道丈夫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他们1980年结婚，仅有3天婚假，他一天也没用。
到呼和浩特工作后，牛玉儒忙碌更甚。一次，他出差回来很晚，谢莉等他到12点，就睡着了。早上醒来，发现他的东西在，人已不知去向。打电话才知他已在去往鄂尔多斯的路上了，妻子哭了：“你这么干，到底还要不要命了……”他说：“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干，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陪你……”
可是，谢莉没等到这一天。
4月26日住院那天，牛玉儒恳求大夫尽量在“五一”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就能回去工作……
待体力稍有恢复，躺在病床上的他就开始办公了。白天，努力显得精神饱满，让人们感觉到他在恢复。可当一天忙碌后，他绷紧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下来，与妻子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伴着低低的呻吟渐渐睡去。每当这时，妻子的心就像被撕裂了一样。
有一次，女儿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故意给他讲笑话，解除他的疲劳。他眼睛盯着女儿，看似在认真听孩子讲，可听着听着，忽然从他嘴里冒出一串工作电话号码，要女儿马上给他拨通。女儿再也笑不出来，抱着父亲大哭。
化疗最摧残人，但牛玉儒每次在化疗结束后的五六天，身体刚刚开始恢复，就急着要回呼和浩特。住院三个月，他就回了三次。
牛玉儒最后一次回呼市，是参加7月份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议，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
会前头一天，牛玉儒让妻子准备参加会议的衣服。可谢莉伤心地发现，他的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都不到2尺3寸了。
牛玉儒沉默了一会，又开心起来，说：“就多穿几件内衣吧，显得胖些，别让同志们为我担心。”
看着他兴致很高地在衣镜前一件件往上套着衣服，眼泪模糊了妻子的视线，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违心地安慰他说：“已经很合体了。”可在她心里，已经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议了……
第二天一早，牛玉儒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地出门开会，直到中午12点，他脸色惨白，被同事搀扶着回到家，无力地倒在床上，连调整自己合适姿势的力气都没有，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妻子和女儿都被吓坏了。后来才得知，他在大会上作了2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
8月10日，牛玉儒进入昏迷状态，已不能说话了。在又一次昏睡醒来后，他看着妻子，仿佛要向她表白什么，可他舌头僵硬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但谢莉还是从他那温和的眼神中感觉到，他是那样的恋恋不舍，很快，他的眼眶溢满了泪花……
8月14日，牛玉儒与世长辞。
8月20日8时不到，通往大青山殡仪馆的的呼哈路上，长长的吊唁队伍延伸了数公里之长，自发赶来送别的呼市市民越来越多……
此时天空阴沉，如丝细雨绵绵而下，如泣如诉…… (本报驻京记者 高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