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6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和江泽民亲切握手

1988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出席春节联欢晚会，江泽民和上海市的老领导陈丕显(左一)陪同

　　1997年2月25日，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致哀悼词

　　1991 年 2 月 14 日，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右二）向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祝贺新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陪同。

　　“好干部就在眼前”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这句话是对邓小平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

　　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

　　鼓励朱镕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月后，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由此，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

　　1990年到1991年，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则刚刚发生了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一语定军心。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这次谈话后一个月，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听取朱镕基汇报，再次谈到浦东的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不过，邓小平用他一贯的自信和乐观做了总结：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三个一点”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

　　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力排众议扶“黑马”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上海调往北京的朱镕基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政坛的“黑马”，而“伯乐”正是邓小平。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性格，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

　　当然，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但是，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十分坚决而明确。他意味深长地讲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镕基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3个月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被称为“救火队长”的朱镕基果断决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平抑物价奠定了基础。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积极扶持。这样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此次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首次的经济战役，这次胜利使朱镕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作者：余亦青

　　(一)邓小平留下了什么？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到来之际，在他离开我们17年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光已让答案更加清晰、透彻。

　　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远比丰饶的物质成果更恒久。其中，他所倡导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以及他对接班人的选择，深刻影响着今日以及未来之中国。

　　接班人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入研究。在这方面，苏联解决得不好，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也没有解决好。

　　邓小平16岁即赴法勤工俭学，6年后又离法赴苏，了解资本主国家的情况，也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1927年春他回国后，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心里很清楚，在党内民主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很容易使决策权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事实上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中外概莫能外。“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是有力的证明。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实现权力顺利交接呢？邓小平很早就有所思考。“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10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

　　可惜，1975年的邓小平来不及介入代际传承的工作，就被“四人帮”打倒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才有条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1977年，邓小平拒绝了党内外希望他当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建议，他当时已73岁。其他复出的老革命家，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的那一天开始，邓小平就在考虑安排接班。1979年11月2日，他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为了让中青年人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决意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带头提出退休。最终，中央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邓小平要选择什么样的人？

　　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于是，在1989年的初夏，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罕见的气魄和胆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推动和确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并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接的制度化进程。

　　这一年的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的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了6条标准。此次谈话后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收入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题”。

　　四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

　　五是“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

　　这是邓小平在其晚年，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体会，对即将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下的明确标准。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明确讲道：“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温邓小平选择接班人的标准，不得不感叹：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此，中国走出了五千年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开放得以稳定延续，民族复兴有了制度基础。

　　伟人已逝，言犹在耳。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值得我们研究的，是20多年前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评价和看法。在此，我们将这些评价与看法，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整理、披露出来，以飨读者。

　　“我们将帮助你克服困难”

　　时间倒回25年前。

　　1989年春夏之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赴北京。江泽民匆忙赶到机场，发现等待他的是一架专机。当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接他的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汽车。这辆汽车载着江泽民直接开往北京西山，在那里，邓小平安静地等待着他。

　　两人见面后，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十分惊讶。他首先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感谢，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然后谦虚地表示，由于自己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恐怕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对此，邓小平鼓励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对江泽民而言，此时接班可谓受命于危难——当时，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之机，大肆散布谣言，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制造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此前，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经过慎重而仔细的考虑后，邓小平选中了江泽民。随后，他要求就江泽民的任命进行表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任命得以通过。

　　“够格的知识分子”

　　江泽民之所以能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同他在上海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工作能力密不可分。

　　邓小平一再强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责任重大，要管大事，要有长远眼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早在1985年，全国爆发学潮。12月18日，作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一开始，学生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面对质问，江泽民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建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有学生打断他：“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他随即反问道：“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但江泽民背出来了，他抑扬顿挫地背完了英文全文，把在场的学生惊得目瞪口呆，尖锐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1988年春节期间，上海正在闹甲肝，很多人都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却不为所动，坚持从杭州转道到了上海，出席上海各界的春节联欢晚会。引人注目的是，江泽民始终站在他的身边，这向外界表明了邓小平对江泽民的信任。1989年2月，邓小平第二次与江泽民一起庆祝春节。

　　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政治风波，江泽民本可以在上海更好地实践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但风波来了，江泽民也在这场风波中体现出“着眼于大局”的能力。当时，上海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下文称《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态度激进，还要求政府负责人承认错误。江泽民知道了该报纪念胡耀邦的专版报道计划，在两度劝阻总编钦本立无效后，果断宣布解除其总编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江泽民后来谈道，“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寸步不让的原则性，正是当时的接班人所需要的。

　　1989年5月，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进入第三天后，许多人开始昏倒。凌晨，江泽民手拿扩音器走到了人群中间。“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他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江泽民向学生们保证，他和其他领导会继续同学生们进行讨论，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学生们停止了绝食。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应该选什么样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邓小平认为，新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除了旗帜鲜明反腐败外，最关键的是要真正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人民才会放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显然，江泽民一直支持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设想。并且，他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改革中的问题。此外，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够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一个新的接班人形象。

　　江泽民当时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此时也变成了一个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从邓小平在西山同江泽民谈话，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江泽民也努力学习如何做好总书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强调：“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这些人的影响消失了好”

　　1989年11月9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开始播放，邓小平坐在了电视机前。对他来说，这天的《新闻联播》与自己的一项重大决定有关。

　　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从电视机中传了出来：“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后，邓小平就决定：要为自己的接班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自己退休，并且是完全退下来。他以这种高风亮节的方式，表示对接班人的全力支持。

　　时年85岁的邓小平，经历了多场政治风波，深知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几年前，1984年10月22日，他就发表讲话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应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他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并没有到会场，而是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

　　1992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说：“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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