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7年历程的中国改革，迄今已进入攻坚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作为改革主导者与推动者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业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者如何对待、推进自身改革，决定其他改革的取向、进程乃至成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个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决定于上层建筑是否与变化了的并不断变化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适应。政府
及其自身的改革，无疑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政府什么时候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既取决于改革者的变革觉悟等主观条件，更取决于其他改革对政府改革需求的现实性和迫切性等客观条件。
应当说，政府改革早已进入改革者视野，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被反复强调。政府当且仅当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作为政府改革目标和方向也已取得广泛共识，并已排上改革日程。然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政府改革，至今未获突破性进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甚至成为其他改革进一步深化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掣肘。
现实表明，行政权力在不少地方仍然是配置市场要素的重要力量，导致大量权力寻租与资本勾结权力的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损害社会公正和市场信心。"官煤勾结"的肆虐，即是此方面的著例。而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主导经济建设的强烈冲动与体制基础未见削弱，亦是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产能过剩难以遏制、宏观调控未能释放应有能量的要因之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环境和统一大市场迟迟不能形成，更和行政行为在本质上背离依法行政密切相关。至于其他关键领域里的改革，或发生扭曲变形，或存在失误偏差，或行动迟缓效率低下，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改革者应勇于推进自身改革。早改早主动，不改最被动，而现在已到了绕不过去的关键时刻。政府改革之所以难推动，无非是涉及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调整，"公车改革"游移、摇摆及异化是如此，精简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生反弹反复亦是如此。对既有权力与既得利益的迷恋，或许是人情之常，但与顺利推进改革伟业的历史责任相比，与广大民众业已承担并在继续承担改革成本的情势相比，改革者更应有自我改革的觉悟、道德和胆魄，在民众广泛而有序的参与中，强力推进自身改革。(滕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