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反哺乡村：靠市场还是靠指令？

　　文/老枪

　　如今，国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无奈的“事实”：如果马上将城乡户口统一，让农民享受宪法所保护的自由迁徙权，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很可能是巨量农村人口以不可遏止的速度涌入城市，使我国原本脆弱的城市环境资源、社会福利资源、经济发展资源等等，立刻陷于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一旦打破城乡壁垒，农民就一定会争相“撤离”他们祖辈生活的故园？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前提：故园缺少留下他们的理由——这理由是什么？是财富，以及财富增值的机会。

　　本来，这种逻辑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农民有土地呀！难道土地——这种市场经济最稀缺的要素，不是农民手中最牢靠的“幸福资本”吗？

　　不过农民不这么看。在农民兄弟眼中，自己那二亩三分承包地，仅能保证糊口而已，连温饱都谈不上，焉谈财富的积累？

　　要使土地变成财富，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有明确的所有权属；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流转；有外来资金进入。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土地就不仅是生长庄稼的水田旱土，它就变成了市场经济的要素资源，就变成了可以增值的资本。

　　中国人到发达国家旅行，常惊叹于其乡村景色的美丽。我们都知道，富国富豪的财富多寡，并不体现于其拥有多少豪华

　　至于那些让我们心醉神迷，有着哥特式尖顶小教堂和牛仔酒吧，被绿树鲜花所遮荫的古老小镇——非但不是当地居民急于逃离的僻壤，而且对城里人具有莫大的诱惑。

　　正在央视一频道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从不同的历史时空和文化视角，向我们提供了由商业资本所积累的财富是怎样流入乡村、“造福苍生”的另一个读本。

　　那么在当代中国，究竟是什么屏障堵塞了商业资本从城市流向乡村的通道？

　　是我国实行的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土地权属制度。

　　假定今天，有一个城里的富人捐出100万元人民币给家乡兴建三所希望小学，他无非是多培养了几百个准备以读书为跳板涌进城市的孩子，故乡的贫困半点也不会改变。但如果这个富人用这些钱在乡下买了20亩地，并让土地转让人持有10/100的股权；那么该富人就会在那片土地上修建农庄，聘用持有部分股权的“失地农民”管理他的酒窖。下一步，他还会在城里融资，之后继续购买土地，在庄园四周大规模发展葡萄种植，建

　　使人难堪的是，以上设想在现有土地权属制度下，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根据中国法律相关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却没有明确“农民集体”这个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作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农民既不能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福利的原则出租、转让和抵押他的土地，更无权直接与买方谈判土地流转的价格。

　　本来，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与人民公社制度相配套的。公社解体后，家庭联产责任制和承包制瓦解了在集体分配制度下共同劳动的社员组合，使其成为个体经营者——此时，这个由所有者、分配者、劳动者构成的“三合一”经济细胞已经错位：身为个体经营者的农民不能处分自己的“产权”，而那个继承了公社衣钵的集体代言人(村委会)却有权与他人“共谋”，任意出让农民手中唯一的资产——土地，并有权根据官员与商人谈判的价码来“分配”农民的权益。无恒产者无恒心，正是这种错位的权属制谋杀了农民对土地千年不渝的忠贞与热爱，阻断了商业资本依据市场本能流向农村的通道。

　　针对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我国政府从去年开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思路是“将国家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向农村倾斜”。这一战略在让人遐想之余，也产生了新的担忧：不论是城市反哺乡村也好，国家财政投资向农村倾斜也好，似乎都未脱离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传统思路——问题是：面对如此广袤的乡村、如此庞大的人口，把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家财力，是不是过于冒险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