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召开的中国区域发展论坛透露，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为“十一五”规划的子规划之一，即将提交全国人大。而据同时发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的两个超级大都市，自身的旅游发展速度都很快，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却相差较大。”(2月27日《新京报》)
在全国的经济规划版图上，京津冀(包括以前常被提及的环渤海经济区)一直与长三
角、珠三角经济区鼎足而立，而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超级大都市，北京与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的龙头辐射作用，更是常被人加以数据化类比。如果说在城市自身的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指标上，北京与上海尚在伯仲之间的话，那么，双方在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和拉动方面的差距则是极为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这一反常现象无疑让人关注，按照较“主流”的说法，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业已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其辐射和反哺效应体现在经济产业化结构的各个层面。而京津冀地区却与此大相径庭，同样作为区域龙头的北京近似于一枝独秀，可在首善之区的发展高地之外，却出现了大片贫困凹地环绕的刺目景象，这种“空吸”和抽水机式的局部跃进无疑是让人忧虑的。一边是人均GDP迅速突破了5000美元大关，一边却是多达200多万的贫困人口；一边是经济繁荣、物质富庶、人才鼎盛，一边却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商业萎靡、民生维艰……谁都明白，如此头重脚轻的区域经济格局是畸形和反常的，它显然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和谐与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出现这种极不平衡的空吸现象缘由何在呢？
在笔者看来，它的首要认识偏差便来自于传统的京沪比较论。如果说将两座城市进行单体对比尚具一定可行性的话，则许多人习惯将它们上升到龙头层面进行二次战略性比较，便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了。实际上，以北京为规划布局中心的京津冀(或环渤海)经济区无论是在产业结构的层次、质量、合理性与发展潜力上，都与长三角地区相去甚远。环绕上海的江浙地区，自近世的工业化萌芽以来，便积蕴了相当深厚的工、商、贸产业能量，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洗礼和产业结构重组、布局调整，其经济结构与资源配置已渐趋成熟，基于理性经济要素组构上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反观京津冀经济区，不仅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区域协调性能和融洽度、经济互补性上有着显见差距，即便在圈内的城市定位上也有着许多待厘清的问题。以京津两座大城市为例，其城市经济定位趋同、产业结构多有重叠、同构化现象明显，而两地互补合作意识较差，长期各自为战，甚至是针锋相对地大打同一经济牌，这种区域内不谐调、不明晰的单兵、“闷战”局面，无疑从某种程度上凝滞了本就基础薄弱的区域经济循环流变格局。
实际上，空吸和贫困凹地现象的出现，或多或少还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首都建设布局有关。在大行政、小市场的单维度规置下，北京的城市发展被赋予了太多的指标含义，而其周边地区，则被简单定义为生产、生活要素的输出地、供给源、储藏库，不夸张地说，很多地方是以勒紧腰带、缩衣俭食、甚或是弃绝了发展机遇和机会的代价，共同促成和保障了北京的经济高速发展。从这个角度解读，贫困凹地的存在，不仅是基础和结构性的痛，它还是一种“奉献”和特殊行政逻辑的痛，是特定时期经济发展规置不平衡、不宏观的痛。在近期的京津冀经济区战略构想中，以首钢迁入地唐山曹妃甸工业区为中心，将被着力打造成经济引擎和“第一经济增长点”，这无疑是让人欣喜的。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如果类似的区域经济平衡布局能够更早进行，如果附着在北京头上的那些过于臃肿庞杂的城市功能定位能被理性、科学地剥离和转移，京津冀作为经济协作体的前进身姿是否会更矫健、更有张力呢？-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