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谋两会先承认不同再要求和谐

　　一个市民社会要想向公民社会转型，必须借助“广场”的力量。“广场”不过是参政议政的传统借喻，在中国它现在的指向是“两会”。

　　文/大狗

　　2006年的两会前，网络上的民意表达再一次达到高峰，数十万网民感动于总理温家

宝一件羽绒服穿十年。这股民间自发涌动的“亲政府”的潮流比政府宣传“亲民”形象令人温暖许多。也许，这是两会畅所欲言、民情活跃的一个前兆。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三大主体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文明，它是整个社会文明系统的主导和保证。”

　　本次的热点话题

　　2006年2月21日，这位党史专家和研究腐败问题的隐形经济学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他主编的党内学习用书作最后的校勘。3年前，他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苏共亡党十年祭》，在这本书中，他说：“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党史复兴的现实意义是无庸置疑的，这是2005年我党重申党性原则的原因所在。并且，在改革、发展与带领国家前进的过程中，一直在不断修正和调整，以期达到平稳的社会进步。

　　温和而低调的黄苇町表达了他对两会的个人看法：“自上而下的重点有三个：创新型社会、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科学的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将上升到“三个代表”的高度。而作为民主载体的两会，则是集思广益的进言之途，可能出现的热点议题会是什么呢，黄苇町扳着指头数过来：“医疗问题、教育产业化问题、社会保障、农民工进城、金融、交通、城乡和就业，都会是热点。”

　　这与中国社会调查所给出的两会热点调查有某种程度的吻合，只是排序不同，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从去年12月开始对全国16个城市2000位公民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紧随其后的是“就业”、“教育”、“医疗”、“社会公平”。

　　与此相比，去年“两会”老百姓最关注的前五位话题分别是“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房地产和物业”、“就业和再就业”、“物价波动”和“制定《反分裂国家法》”。

　　在调查中，关注度超过50%的话题还包括反腐倡廉和社会治安，其后是司法公正、维权、金融和股市、打造法制国家、如何描绘“十一五”蓝图、贫富差距、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复转军人问题。

　　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不认同这个排序，他所作的调查表明，前五位热点排序分别是：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

　　向三个方面递进

　　2006年2月23日晚，自称“基层政协委员”的袁岳谈到了他参加北京朝阳区两会的体验，他认为两会至少在3个方面有进步：

　　“首先是提案的来源模式，过去比较传统和闭塞，现在代表有的在媒体上公开招收提案，有的设立提案办公室，并且，代表们联合提案的数目多了起来。如果关注平均提案率和提案的广泛性会发现，自主的广泛模式正在形成，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提案也多了起来。

　　“其次是讨论的充分性提高了，分组讨论的主张权和要求权提高了，横向游说其他小组的参与、争取代表广泛支持的积极性也在提高。另外，透明性提高了。”

　　而最大的进步是代表们的进步，在袁岳看来，两会代表不像国外都是“专业政客”，而是业余的比较多，在政治话语权的表达机制中，决定意义机制的是人的因素，而代表们的专业水准正在提高。

　　“如果要给这次两会贴个标签，应该是‘社会政策取向’。”多年来从事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的袁岳说，今年两会可能是“部署型”，2006年作为“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是需要社会政策取向的举措来进行部署的。

　　一个科学的议会制度是不是该区分提案的轻重缓急，以促进效率的提升？黄苇町表示没有这种担心的必要，两会是一个充分释放民主、让代表参与的会议，也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毕竟不同于需要决议的党代会”。

　　农民进城和给富人盖房

　　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两会中可能出现的重点“新农村建设”有自己的看法，这位3年前曾在山西龙水头村实施小额信贷改变乡村社会实验的老人说：“保护农民的利益不等于保护粮食的利益。我们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谁拿粮食少了来作文章，那是要误国的。”

　　在龙水头村的乡村实验之后，他又在北京通州办起了保姆学校，自主摸索一条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路径。这位见证、亲历并探索中国改革发展25年之路的经济学家说：“要鼓励农民少种粮，少产出、多进口，让农民就近进城，中国农民8个多亿，最后会有7个多亿全部进城，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

　　茅于轼说：粮食的产量是有弹性的，可多可少，亩产多和少能相差一半，因此决策者究竟采取哪种标准来公布粮食产量，会影响下一步的方向。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比很低，而闲置的土地资源用来城市化，让农民就地进城是最佳选择，最后中国将剩下一亿多农民。

　　这种大国预言只是茅于轼的理想国吗？它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农村改革家们所做的可贵尝试，如果说其他技术派领袖和实践家仍在为三农问题寻找出路，而“新农村建设”的政府信息也传递下来时，茅于轼的“城市化假想”是终极目的，其他作为则是权宜之计。

　　城市反哺乡村是一种思路，而城市吞没乡村又是一种思路。但愿，两会代表也能就茅于轼先生的这一设想作一次深层次的探讨。

　　想不到，任志强继抛出“富人买房论”后又抛出“盖房应分富人区穷人区”的论调。更想不到，茅于轼是支持这一论调的：“为有钱人盖房，这是千真万确的，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盖房要分富人区穷人区，这是说老实话，有人骂他，就不正常。”

　　“表面上看是为穷人说话，实际上是挑拨社会矛盾，制造不和谐。”茅于轼说：“美国人曾实验过富人穷人在一起住，但不是穷人多了，富人就搬走了，要不就是相反。这就跟贵族学校一样，穷人孩子去上，自己受歧视，也不爱去。”“盖房分富人区穷人区，全世界都这样。”茅于轼说，现在不是谁富谁穷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在看不见的背后，谁有特权？谁在破坏法律？他的答案是“有权的人在破坏法律”。

　　与之意念相通的是吴思的“合法伤害权”，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思目前仍在研究“砸霸经济”的思途中：“我还没动笔开始写，但思考了一年多了。”中间有几个月，他转而滑入到研究“

　　中产们的政治话语权

　　袁岳的零点调查公司最近将公布两个看起来是众所熟知的结论，却是建立在调查基础上发布的：教育和医疗问题是农民致贫和不能脱贫的两大主因；40%的调查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公众服务不足，

　　那么，中产阶层关注的两会议题又是什么呢？谁能在两会上为中产阶层代言？中产阶层需要政治话语权吗？

　　袁岳笑言：“现在中产阶层还是个模糊的概念，它至少有18种划分方法。”他反问道：“你说的中产阶层是哪一种？”

　　“如果说中产阶层是办公室白领的话，他们的政治权利、政治诉求和政治保障是超越于政治框架之外的，他们更多的是依附于本行业领域。这是个服务群体，从政治动力学机制上看，他们超越了这种需求。他们在政治需求上进行了自主创新，不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

　　袁岳解释说，即便在美国，也没有专门为白领而设的议员，在中国，没有办公室白领当两会代表的，因为这种划分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划分。而私营企业主则是政治意义上的划分了，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两会代表。

　　“中产阶层群体”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袁岳3年前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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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