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爱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腐败是药价虚高的总源头。她举出的具体例子就是最近曝光而为大家熟知的国家药监局违规审批事件：一个总费用只需4.8万元、但按正常审批程序需5年时间的药品批文，到了这些药监官员手里却变成了时间缩短到只需一星期到几个月、费用则高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天价批件。不难想见，这样形成的天文数字般的药品“成本”摊到病人头上，看病能不贵吗？
药价虚高导致的官员腐败这个“源头”到底是这些官员的个人堕落，还是有更深的“源头”？答案应当是明确的，那就是几乎不受控制的审批制。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辅之于适当政府调节的现代混合经济保留成分的审批制，因其具有向计划“统制”自动回归和向市场进行主动“寻租”的双重劣根本能，也应当受到有限授权和严格监督的双重制约。但实际情况却是，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药品审批这项权力，社会显然应对失衡。药品审批制成了危害人民“看病难”问题的源头，就是我们社会过度相信、依赖、放任审批制和审批官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诚如有学者指出，“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市场化的体制革新才是遏制因医药审批而滋生腐败的有效出路。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发起的治理商业贿赂行动把重点首先指向了公权力腐败，这和许代表提出对看病难总源头的治理要“严禁行政干预”的要求一致。
甘肃省兰州市 宋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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