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纯洁的语言

　　视界·覃里雯专栏·

　　“纯洁”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儿，它并非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杂交的水稻和花朵能够比它们的“纯种”祖先更饱满和漂亮；骡子比驴子和马要高大而吃苦耐劳——虽然它还没有发展出生育能力；一般说来，同一个家族内部成员通婚生的孩子不如不同家族通婚生的孩子聪明。那么为什么人们对“纯洁”、“纯种”这样的词汇如此看重呢？自诺亚方舟建成

之时，杂种动物和有杂种动物特征的动物就被留在方舟之外，等待被愤怒的洪水清理掉。任何部族或种族战争中，交战部族的混血儿总是直接受害者——如果不被干掉，至少也会遭遇歧视和排斥。最说明问题的一点：“杂种”这个词迄今依然在世界各地被用来骂人。

　　对语言的看法也是如此，对“纯洁的语言”的渴望是全球性的。2月16日，印度记者和作家Tarun Tejpal在一场亚非文学国际会议上说，媒体的影响已经把语言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作家的责任就是保持它的纯洁和神圣。“在全球化时代，语言深陷困境。”Tejpal八成不会知道，在中国，和他抱有同样担忧的人们已经在制定法律确保语言的“纯洁”。去年8月，吉林省教育厅与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法规草案，规定新闻播音、主持、采访以及商业、邮政、电信等公共服务应当使用普通话，规定了影视屏幕、指示牌、标语、广告用字、印章、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用字等10种情况需要使用规范汉字，同时提出文物古迹、书法及篆刻等几种情况可以保留繁体字或异体字。今年3月1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开始生效，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

　　当然，关于保持本民族语言“纯正性”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仅那些在力量上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和国家，即便是文化强势国家，也有一样的毛病，这个毛病不仅限于语言，它无处不在，连西红柿也不能幸免——社会学家阿图洛·瓦尔曼在他妙趣横生的《玉米与资本主义》里提到这种文化上的面子问题：“虽然西红柿来自美洲，但谁能想象没有它的西餐？也许其它蔬菜能提供同样的营养价值，但决没有这样特殊的味道和口感。现在，西红柿是西餐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是传统调料，但提到它舶来品的身世，很多欧洲人都会大光其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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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群体和国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因此，复兴业已“死亡”3000多年的希伯来语才会是以色列建国的前提。但是说到“纯洁”，总归是让人糊涂的，因为希伯来语在从古籍的化石中“复活”之后，发现自己必须不断容纳外来词汇，才能存活下来。如今希伯来语的词汇总量已达12万个以上，其中仅外来语就有12000个(还不包括组成的词组)，如人权、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电话、电视、原子、通货膨胀、沙发、咖啡，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此，语言学家断言；按这样的发展速度，今天的以色列人可能很难同50年后的子孙交谈了：希伯来语现代化 100年的发展变化远远超过它在过去3000年中的发展变化。一旦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存活下来，昔日看似“纯洁”的东西就必须变成“杂种”。像人类从农作物培植中获得的经验一样，完全仰仗大自然最先赐予我们的东西，是填不饱肚子的。你得在不同的植物之间掺合，让它们综合优点，才能获得人类最需要的作物。

　　我不是语言学家，对语言只有直观的认识，但是我们都知道，现代汉语其实是西化语言，和古代汉语基本是两回事。在一些地方所做的努力中，居然还包括限制繁体字或异体字在除“文物古迹、书法及篆刻”之外的地方的用途，这简直和他们的努力背道而驰——如果繁体字不能代表最纯洁的汉语言文字，还有什么能够呢？维护“纯洁性”的举动经常会掉入荒谬的逻辑而不自知。

　　认为新异词汇会毁掉现代汉语的纯洁性，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毫无道理的恐慌。我们今日所谓的“书面语言”，放到100年前的中国就会被视为对汉语的侮辱。毁掉现代汉语的不是新异词汇，而是

　　为什么在为外来词汇大开方便之门的日本，会如此顽固地保存了本国文化的特色？日本语也并不被认为在消亡？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智识阶层的创造力从来没有受过大规模干预。只要一个国家各阶层的创造力能够保持自由发展的机会，它就永远不用担心本民族特色会被湮没，因为定义一个民族特色的惟有该民族的创造力，而不是朝生暮死的某些词汇，或者某个过去时代的辉煌。

　　对所谓语言“纯洁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道德的恐慌挪到了语言上。其直接程度，类似于鲁迅所讥讽的“看见女人的胳膊就联想到性交”。看见不符合个人习惯使用的词汇，就立即认为全中国年轻人都在干坏事，或者因此而准备干坏事，或者一定在因此误入歧途。你能说这是年轻人的错吗？我们得知道，今日成为全球各国重要口粮的“杂种”植物玉米，在1591年，还曾被认为是“最廉价的谷物，连猪都不愿吃”。新词汇的出现大约和几百年前玉米遭到的待遇差不多。如果说年轻人对古代汉语所知太少，那就增加古汉语课程内容好了，为什么要排斥新词汇呢？

　　当然还有看起来更优雅的理由。在关于上海新法规的那篇报道中，记者发现“许多教师和家长对许多未成年人的作文里也大量出现网络语言，感到无法容忍，他们担心长此以往，未来的中国人将无法再写出诗一般的语句”。这真是令人惊讶，好像在我们已经被文化贫乏年代枯竭了的现代汉语中，还产生过多少“诗一般的语句”似的。

　　我和所有在这上面动过脑子的人一样，对今日汉语的境地有点焦虑，但是我的焦虑原因和“许多教师和家长”不同，我的焦虑恰恰来自于我所见到的那些用词和道德观千篇一律、令人脑袋发麻的优秀学生作文选。如果我们再不从习惯性的思维中醒悟过来，如果我们再不放开对现代汉语教育的束缚，为汉语注入新鲜的时代风格，这些维护所谓“现代汉语的纯洁性”的努力只能继续造出思维方式贫乏的一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