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存与声音治理

　　本报评论员 张安定

　　你有没有仔细聆听过你所生活的城市？4月21日开始，英国艺术家Kaffe Matthews的声音装置作品“声音床”(sonic bed)开始在上海展出。这个作品将提供给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一个机会，通过“声音床”内部特制的声音装置产生的振动安静地躺着聆听，通过声音感受他们所居住的城市。

　　这只是英国大使馆组织的“都市发声”(sound and city)项目选定的四个城市中的一站。从去年9月起，6位英国音乐/声音艺术顶尖人物在北京、广州、重庆、上海制作“声音装置”作品，并收集这些城市的声音，同时面向四个城市的民众征集“我最喜爱的城市声音”。

　　这个媒体曝光率不高的项目并不简单是一次只属于艺术领域的所谓文化交流活动。它在中国的开展，首次引导人们对自己所生存城市的声响环境进行自我认知，建立并反思城市声音与地方历史文化，以及个体群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城市的管理者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声音治理与城市声响环境建构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也将由加拿大人Murray Schafer1970年代末提出的声响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理论首次带进了中国。

　　个体对生存环境的记忆，除了影像，还有一直被忽视的声音。声响生态学判定，声响环境的变化反映了工业化以来人类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变迁；提倡把我们身处的声响环境视为音乐作品；同时认为各种声音构成的音景(soundscape)是由人类活动创造的，因此我们对自身生存的声响环境的构成和变化负有责任。

　　1970年代末，Schafer开始了庞大的“世界音景计划”，试图把世界各个城市的音景系统化记录下来。记录正在消失和新生的声音，记录和理解居住者生活的声响环境，这也就是保存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保存城市居住者对生存环境的印象——这些都是建立在各种情感和记忆之上的。有不少国家和城市对文化的保存已经开始进入声音领域——英国有自己的声音博物馆，日本计划保护全国100个小型社区最喜欢的声音和他们产生的声响环境，而芬兰和加拿大也有类似计划。

　　在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之下，工业化声响环境已经取代了前工业化声响环境，带来了日趋同一化而非多样化的声响环境，很多独特的城市音景已经消失。以北京为例，鸽哨声，傍晚胡同的声音，穿行在大街小巷的自行车铃声，叫卖声，这些扎根在当地文化中的声音都在急速消失。而奥运会带来的大规模

　　如果仅停留在声音的文化保存，声响生态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被过于限制了。20多年后，声响生态学逐渐从艺术/学术领域进入城市管理，成为

　　传统意义上，城市规划和声音的关系停留在如何控制噪音污染。而声响生态学关注怎么去改良我们生存的声响环境——这需要艺术家、建筑师、人类学家、规划师、环保专家等不同门类的专家共同讨论声音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欧盟已经在行动。2002年，欧盟规定每个欧盟城市必须有治理噪音的政策。这个政策要求每个城市通过测量统计，做自己城市的噪音地图。伦敦是欧盟国家当中第一个出台声音政策计划和噪音地图的城市。这份叫做《更好听的城市——市长的环境噪音策略》的方案引入声响生态学理论，强调城市的声响环境和居住者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联系，试图在治理噪音污染的同时保存和重建伦敦“宜人”的声响环境。

　　中国的城市又怎样通过重建声响环境，来达成人与城市发展的生态和谐？虽然“都市发声”项目远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同质化的工业声响环境，失去了属于历史和文化的本地性独特音景的城市，将是无个性的，也最终是不适宜人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