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文：文化再生,亚洲的新面孔

　　李 文

　　雅斯贝尔斯曾说，自1500年以来，“西方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独占世界舞台。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一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政治社会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则主

要表现为学习和模仿西方的过程。

　　所谓亚洲文化复兴，就是指这一不平衡的局面从根本上发生扭转的过程，是亚洲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在西方文明以外缔造新的文明的过程。

　　亚洲文化复兴的必要性

　　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亚洲国家无条件地向西方取经以及用西方学说和方法诠释本土经验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

　　亚洲文化复兴关系到亚洲的前途和命运。没有文化复兴，就不会有充分的技术和知识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智力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亚洲的发展不能真正在西方以外成新的经济中心，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的状态将继续得到延续。

　　亚洲文化复兴对亚洲区域合作意义重大。亨廷顿曾说：“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亚洲作为世界范围内除了欧洲与北美以外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景都看好的地区，却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逊色，亚洲现有的文化和思想不能满足区域合作的客观需求，不能为区域合作提供较为充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积极运行中的亚洲合作，不能以单纯经济层面的简单凑合为归宿，如果在文化上不能有所作为，逐渐与西方文化形成平等互利对话的局面，亚洲即使在经济上通过集团化的途径与欧盟、北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意图恐怕也难以变成现实。

　　亚洲在经济起飞之后，还需要有文化的繁荣。如果亚洲在未来一个时期里依旧不能产生现代的孔子、孟子和释迦牟尼，不能大量涌现现代的屈原、李白、泰戈尔，亚洲知识人依旧张口“后现代主义”，闭口哈贝马斯，甚至依旧只让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代表亚洲说话，亚洲就依旧缺少灵魂，其作为一个区域的独立自主性和发展前景就会大打折扣。

　　亚洲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亚洲文化复兴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亚洲是世界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西方的文艺复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目前人类社会明显需要有新的文艺复兴为自身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就目前的情形看，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者非亚洲莫属。

　　作为亚洲文化复兴的支撑性条件主要有下述几点。其一，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关系。亚洲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在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将持续增长。亚洲经济已经继西方经济之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亚洲文化理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其二，亚洲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为中心的新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这个阶层不仅是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更是亚洲

　　第三，亚洲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可以预期，未来亚洲地方政府权利将不断扩大，各种专业组织、宗教组织、知识界、工会、学生组织、妇女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和其它NGO将日趋活跃。市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民间社会蕴藏的巨大能量的充分释放。

　　第四，亚洲民主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金大中曾说，到21世纪头25年结束的时候，亚洲将进入经济繁荣、民主昌盛的时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氛围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新。

　　第五，亚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与亚洲日益频繁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往来相协调，蓬勃开展的文化交流，在不断消除亚洲各国之间的心理隔阂和不信任，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在不断增进。

　　亚洲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群的和平相处是一个流传久远的传统。亚洲内部在宗教、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化程度远远高于西欧和北美。亚洲文化虽然不够成熟，但本身却是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不断自我更新和开放的系统。

　　这种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是亚洲文化复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这种多样性和开放性要求各国政府必须注重调整和缓解由此产生的种种对立和紧张，而发展某种形态的自由民主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很可能成为亚洲各国平稳而公正地解决各自的内部问题以及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国际问题的有效途径，且这一解决过程明显有利于发展“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多元共存的亚洲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不仅能够把亚洲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而且更具有能够容纳全世界所有民族和文化的品格。换言之，亚洲未来将形成的开放型的新文化的“多元共生”的模式，比在单一文化模式下不同群体共存的西方社会模式更充满希望，更能成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重要灵感源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