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路越来越多，而在具体的做法上，明确的说法就不多了。粮食是国家的命脉。然而，据袁隆平院士说，我国粮食总产量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滑，2003年跌至4.31亿吨。虽然近两年来，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态势，2005年粮食总产量超过4.8亿吨，但到2030年我国预计将有16亿人口，届时全国需粮食6.4亿吨，按现在的粮食产量，缺口达1亿吨左右。“民以食为天”，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障。
几千年来将耕地和粮食视为命根子的农民，为什么时至今日有人弃粮而去了呢？主要原因就在于“谷贱伤农”。其实，农民仅取走了光合产物的不足一半即粮食，而大部分即秸秆白白烧掉了，还污染了环境。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为国家增加大量的牛羊肉和牛奶，国民如果大量食用高蛋白的食品，对粮食的需求就会下降，国民素质还可以得到提高。理论上，秸秆含有的热量和营养与粮食是不相上下的，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中的“五谷”就是粮食，而“六畜”我们同样重视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就是秸秆。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另外，其生态成本也太高了。如2002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2亿元，而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近100亿；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701亿，国家基本上没有投入生态退化治理的费用。
经济作物的效益一般是传统作物的10-30倍，因而，农民喜欢种植，但如果大量使用化肥，就无异于“杀鸡取卵”。大葱、大蒜、生姜号称“三辣”，山东省贡献了全世界“三辣”的30%-50%.但是，过多的化肥施用使得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解决经济作物可持续性发展的出路是大量的有机肥还田，这需要畜牧业的支撑。
从上面的分析看，农村不是没有产业经济，而是空间很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将动物生产加上去，增加单位农田的经济产出。以山东的中产田为例，传统的做法只取走了1吨粮，刨掉成本不到500元，如果再“收获”上半头牛，去掉饲料加工成本就可以赚回1000元；再使肥料回田，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土地还可增值上千元。因此，增加动物生产才是新农村建设研究的重要课题。
粮食生产、动物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之间的关系是，粮食生产提供粮食和饲料，饲料为动物提供能量，动物产出肉和奶，副产品肥料供应给经济作物。收入的增加通过动物和经济作物实现，但如果没有大田里粮食生产截获的太阳能，后面的生产链条就会中断；同样，没有营养元素的“过腹还田”，粮食生产也将走向崩溃。因此，今后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生态；同样，要解决西部生态退化，农区的优势也必须发挥，因此也可以说生态的出路在农业。
如果增加了动物生产，有了肥料，农业对化肥的依赖就会降低，生产成本就会下降。美国农田的有机质达10%，加拿大农田的有机质更高达30%，而我们仅为1%.化肥使用的历史只有短短五六十年，农民对化肥的依赖，长期下去会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中国农田的主要任务是“减化肥、增粪肥”。
现在，利用高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空间已经不大，而环境成本很大。如果我们在光合产物转化上做文章，这样提高的“粮食”产量不仅没有环境风险，而且解决了棘手的乡村环境问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建设新农村。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