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地安监部门说有5人被困。但山西省安监局20日认为，此次事故被困人数存在瞒报，可能有44人被困井下。
新华社5月21日报道，据最新核查结果，井下被困人员可能为57人，比20日认定的44人又增加了13人。从5月18日到20日，被困在幽深井下、危在旦夕的52位矿工，被瞒报、“遗忘”了长达两天。由于对外宣称只有5人被困，事故就失去了得到“外援”，调集最强力量
救助的最佳时机，52个矿工的获救机会可能因此丧失。
在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人的生命，竟然被某些人如此视为儿戏，令人震惊。这种在事故发生后为了逃避责任而随意“处置”生命的做法，是矿山事故之恶中尤其恶劣的一种。这让人不得不愤怒地以“最坏的恶意”，来指责那些“黑心”煤矿主、不负责任的官员。然而，要想消除此类恶举，在民意的谴责和愤怒之外，必须加强制度与法律监督、惩治的力度，落实、调动公众参与安全监督的积极性。
在左云县这起瞒报事件中，矿主的恶举正是“突破”该县与大同市两级安全监督管理而“成功”得逞的。据报道，5月18日晚，大同市安监局“证实”井下有5名矿工被困；19日晚9时，抢险指挥部对媒体通报依然是5名矿工被困井下。由当地管理与行政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抢险指挥部，在事故发生后48个小时还“无法”弄清具体被困人数，即使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是否“故意”为之，失职之责却是确定无疑。
从2001年的广西“南丹事件”，到近几年河北、山西的几次矿难，瞒报事件之所以时有出现，究其原因，就是矿主与地方部门形成“利益链条”，某些监管者甚至成了瞒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对矿主来说，瞒报事故人数，是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矿难发生后，除了矿主要受法律惩治，当地部分官员的“仕途”也要受到影响。同时，瞒报事件往往跟矿主行贿、官员受贿的不法行为相关。少数腐败干部出于政治私利与自保，默认甚至参与矿山事故人数隐瞒，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就必须在原有的法律基础上，加大对瞒报的惩治力度。谁视人民生命为“儿戏”，谁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受到法律的严惩。目前，我国正拟修改《刑法》，安全生产设施不达标、强迫他人冒险作业、瞒报事故等都将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刑期年限最高将达十年。但是，要破除矿主编制的利益链条，必须有公众的监督。所以，要建立健全事故举报机制，鼓励、奖励人们举报揭发矿山事故，让矿主以及少数官员的谎言能够被迅速揭穿，让“黑暗”的瞒报利益链条暴露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公众参与到矿山安全的监督中，将进一步避免相关制度、法律被一些人“钻空子”，瞒报的真正受益者和指使者无法受到严惩。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有过惩治、消除瞒报恶举的成功经验。在治理矿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样的“决心”，让民意的愤怒、道德的谴责，获得法律与制度的有力而及时的支撑。只有这样，瞒报恶举才能得到遏止。
□李万刚(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