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代考击溃高考防火墙

代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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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第30次高考，陕西洋县中学却爆出丑闻。一位勇敢的高二学生打电话向中央媒体举报，有老师私下动员组织高二的优秀学生代替高三学生参加高考。举报的第二天，洋县考场几十名考生突然缺考，惊人的代考现象如冰山浮出水面。

　　近年，高考舞弊案接连发生，一次次撞击着人们的感官神经：2000年有嘉禾县高考舞弊事件，2001年有衡阳县代考事件，2002年有涟源市教育局工会主席钟某等人高考徇私舞弊

渎职案，2003年有陕西南郑县高考集体舞弊案，2004年有河南濮阳县三中高考舞弊案，2005年有江苏灌云县高考舞弊案……最为严重的，当属此次的洋县代考事件，尽管案件正在追查过程中，有多少人员涉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组织代考已成为洋县中学的一个“传统”，地方考试管理部门与学校、老师在伪造手续、招募枪手、平衡利益方面，配合得相当默契。

　　“代考经济”令人瞠目

　　一群无德之师，开挖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代考经济”——购买方乃成绩不理想、急欲上大学的高三毕业生及其家长，他们不惜拿出天价巨款用于购买高考成绩，换取个人前程；销售方为思想单纯且成绩优秀的高二学生，当两天“枪手”，即可获得2000元到4000元不等的酬金，这在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相当于一两个农村壮年劳力的全年纯收入，着实叫人动心；中介者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既可以从双方交易中赚取巨额差价，又能提高所带班级的“升学率”，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其积极性焉能不高！

　　然而仅凭几个老师之力，想冲破防范严密、措施完备的高考制度防火墙是极其困难的。解剖“洋县标本”，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现象，即层层把关的考生资格审查程序形同虚设，上级教育部门对学校的监督约束几近空白，造假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准考证照片上做手脚，甚至在考试时，考场里的电子监控设备也很有“眼色”地被关闭。种种迹象表明，这根本不是个人所为，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组织行为。

　　央视记者一眼就能戳穿的骗局，地方政府派出的四个调查组、几十号人硬是解释不清替考生的准考证是如何办理的。还没怎么调查，有人已先入为主地下了断语，称这是个人所为。到了调查取证的关键时候，四名了解内幕的替考生居然下落不明。从地方官员遮遮掩掩的神态中不难看出，“代考经济”受益者决非几个老师学生，它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玄机。

　　破译代考“达芬奇密码”

　　破译洋县中学代考事件里的“达芬奇密码”，其实也很简单——高考，在某些地方不再是一场寻常考试，它已经异化为一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从山西省榆社县委常委会为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向全县人民道歉，到四川犍为县政府为高考理科

　　对于某些地方官来说，经济增长质量不佳，GDP数字不靓，可以靠鲜亮的高考成绩化腐朽为神奇，将其夸大为整个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成绩；对于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来说，高考成绩就代表着他们的政绩，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职位升降的砝码；对于学校来说，高考成绩就是声誉，声誉就是生源，生源就是财源。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一样，参与替考的学生和穿针引线的老师只不过是高考舞弊这场闹剧前台表演的木偶罢了，真正深藏幕后的牵线人是那些实权在握的地方领导者。在把高考升学率作为政绩的重要指标这样一种畸形的教育环境中，他们对高考舞弊现象“外紧内松”，默许它的存在，有时甚至公然充当起“保护伞”来，这才衍生出代考之类的另类“传统”。掺入了政绩、权力、金钱、仕途、地方保护主义等元素，高考代考背后的利益链，更加复杂，异变为一团权力乱麻。

　　高考舞弊是精神腐败

　　高考舞弊，是一种精神上的腐败，很多时候与教育腐败乃至官场腐败紧密相连。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一再强调，将重点打击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舞弊及雇人代考替考等严重舞弊行为，如有此类问题出现，将会同公安部门等相关力量全力查办。组织替考代考，承担责任的绝不该仅仅是替考代考者和考者，学校、教育局乃至地方政府更该承担严重舞弊行为对应的领导责任、教育责任和法律责任。在洋县地方政府组织的代考事件的调查中，最早介入此事的央视一直希望舆论监督全程参与，将他们掌握的线索移交给调查组，而县政府却研究决定“不接受协助采访”，明里暗里对外地媒体封锁消息，如此“统一口径”，实际是在遮丑捂丑，妄图将大事化小，以洗脱有关官员的责任。因而有公众强烈呼吁，解散洋县地方调查组，由陕西省或国家教育部组成调查组，把这一“传统”的来龙去脉查个清楚。

　　功夫在“考”外

　　不久前，有一篇网文搞了几项虚拟的预测，其中一项是，几年之后，全体参加高考的学生要接受尿检。之所以有这种“

　　铲除高考腐败，功夫在“考”外，仅靠上级政府部门派出调查组查处个案，修补皮外伤远远不够，若不彻底驱逐应试教育的阴魂，扭转“高考决定一切”的教育政绩观，解决某些地方基层政府职能部门的渎职不作为问题，修复官场腐败、教育腐败和师德滑坡给中学教育造成的“内伤”，考场弊案终难根绝。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