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位中国校长感叹，“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说，“我很悲观”。（《中国青年报》7月19日）
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人才，而中国50多年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一个大思想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很难从一个方面说清。笔者在阅读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回忆文章时，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自由，如汪曾祺先生就描写学生在课堂上与名教授互相辩论的情形，今天的学生有这样的自由吗？
据对北京13所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高校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缺乏校内的具体规定，高校《学生宿舍（公寓）管理规定》中最多的词汇是：学生“要、应该、必须、服从、严格遵守、不得、不准、严禁、不允许、禁止”等（《人民日报》1月19日）。由此可见，在高校的各种规定当中，规定学生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少之又少。在许多学校的实际行动中，不论是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还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学生依旧被视为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是被塑造和加工的客体，而非教育或管理行为的主体。例如，前不久，集美大学航海职业教育学院发出通知，要求有电脑的同学统一把电脑搬入一个房间，这显然是对学生自由权的一种剥夺。
实际上，类似的大学校规还有很多。时代在进步，大学生的自由意识越来越强烈，而校园却依然延续着老套的管理模式，有人将高校的这种做法称为“幼稚园大学”的办学思路：在生活上，高校采取拿着鞭子“看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采取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从根本上说，“幼稚园大学”源于高校落后的管理思想。有多少大学在制定校规时，曾经考虑过认真听取作为管理对象的大学生的意见？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人才，与学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有直接关系。因为自由精神，是创造的酵母，没有自由何来创造？当然，当年西南联大学生的自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照搬，但是今天的大学应该学习和借鉴西南联大尊重学生自由的传统，抛弃“幼稚园大学”的管理模式。假如大学生仍然被视为教育或管理的对象，培养大思想家和诺奖获得者的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