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8月11日，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批评
官多为患，讲了以上这段话。（《瞭望东方周刊》8月23日）
无论从讲话者的身份，还是讲话的内容，张全景的这个讲话都会引起公众关注。这位中组部原部长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我国高级干部任用问题上存在的弊端，披露的是鲜为人知的事实，其务实精神和勇气可嘉。奇怪的是，网上许多网友却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你作为中组部原部长，为什么在任时不讲，当时干什么去了，这“事后诸葛亮”有啥用。
现在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一些官员在职时不爱讲话，临退休或者退休后讲话反而多了，并且讲得大胆，能讲出一些有观点、有材料的重量级意见，其中特别是批评意见。除了已经退休的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比较闻名的是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他在教育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收费问题达45分钟。
其实，责备这些官员为什么在职时不讲，从大道理上当然不错，但在现实背景下，他们的沉默可以得到理解。就如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对于干部任用上官多为患的问题，有些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他感觉到了，自己可以进行矫正，但在矫正之后却不便于再公开宣传。同时也有许多问题，自己有看法，却无权决定解决，必须向上级提出，由上级决定。当上级没有明确的答复时，自然也不便于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有的人在临退休时，终于抛弃一切顾虑，敢讲敢干了。所以，一些干部“在职时不讲”，并不全是他们本人素质、水平的问题，而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另外，在退休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长期主管的工作，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加上变成平民了，身份比较超脱，以前“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可以比较客观地看问题了，尽管是“事后诸葛亮”，但对改善工作，依然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