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 沈明高/文
理解目前结构失衡的主要导因在于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说消费不足是投资过度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大为提高。这就导致了过去几年来居民储蓄率的稳步上升，从而形成了消费支出的疲软。大量的储蓄压低了利率水平，降低了资本成本，因此鼓励了投资增长。同时，由于担心经济增
长速度滑坡而出现新就业减少、社会不稳定，政府通过直接增加开支和鼓励国有部门扩张而大幅度推动投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消费迅速增长，否则政府压缩投资规模的空间非常小。如果消费状况不改变，有效地压缩投资意味着经常账户的顺差会进一步直线上升。这将给我们的外部经济关系带来新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预期将会有新的紧缩政策出台，但新的紧缩政策基本上仍然会是有选择性的和温和的。
不容置疑，投资过度的问题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它的经济后果非常清楚:过剩生产能力的增加、通货紧缩压力的上升、利润空间的挤压、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最终大量坏账的积累。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这样的分析，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将出现硬着陆。但起码到现在为止，硬着陆尚未出现。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尽管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劳动力成本也稳步上升，工业企业的利润状况一直非常良好。工业总利润的增长率保持在20%-40%左右，年均利润资产比例也在6%以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改进。
这又引发了如何定义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在过去十年里，政府不断警告在局部行业出现过剩生产能力的风险，所涉及的行业包括彩电、冰箱、手机、电脑、钢铁、建材和汽车。但迄今为止，所谓的过剩生产能力还是一个局部性而非全局性的现象。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日益扩大的开放度使得定义过剩能力尤其困难，今年所谓的过剩能力，明年可能很快就被迅速增加的需求消化掉了。有意思的是，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今年年初点出的可能出现过剩能力的13个行业中，绝大部分都是国有部门主导的。也许我们所需要的是进一步的国有企业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而不是对投资的直接控制。(原载8月28日《财经》，本报有删节)
